我们家的豆腐，不是过年才做的。平常也做。隔个四五天，母亲就泡一桶豆子。豆子是自己种的，挑过一遍，坏的不要，换上井水，泡一夜。第二天鸡叫头遍，她起来推磨。
我家那口石磨，搁在灶屋门口的长凳上，磨盘重，母亲一个人推。磨架上有根木棍，一头插进磨眼，她两只手扶着，身子一前一后。
磨盘转起来，沙沙的，很沉，像外头下着不大不小的雨。黄豆和水一勺一勺从磨眼里喂进去，白浆从磨缝里淌出来，流进底下的木盆。
我小时候就是被这个声音叫醒的。醒了也不起来，躺在被窝里听。磨响一阵，停一阵。停的时候是母亲在添豆子，勺子刮着桶底，吱的一声。
磨完的浆要滤。锅上架一个木架，一块老白布，四个角系在架上。母亲把磨好的浆连渣一起倒进去，两只手在布包里揉，揉一阵，拧一把，白的往下淌，渣留在布上。
豆浆下锅，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她拿一把长柄勺，把浮上来的沫子一勺一勺撇掉。这时候她不许我站在灶边。
她说，滚浆溅到脸上，要留疤的。我就蹲在门槛上，闻那股豆腥气一点点变香。
豆浆开了，舀进一只大陶盆，等它凉一凉。点浆是母亲的一手活。她不用石膏，用的是头天留下的老浆——上一回点豆腐多出来的浆水。
那些浆水，被母亲装在碗里，搁在阴凉处，第二天泛酸，正好当引子。她端着那碗浆水，一手拿勺，在盆里慢慢搅，浆水一线一线淋下去。
起先什么也看不见，就是两盆水混到一处。搅着搅着，豆浆面上浮起点点白花。再搅，白花连成片，一片一片往上涌。母亲的手就慢下来了，最后干脆停住，盖上盖子。
一袋烟的工夫，揭开盖子。盆里已经不是豆浆了——白的沉在下面，淡黄的清水浮在上头。这就是豆腐脑。她舀一勺给我，撒一点糖。我端着碗呼呼地吹，烫得舌尖发麻，还是舍不得放。
剩下的一盆倒进木格子。格子底下铺布，布上倒满，四角包起来，压上一块洗净的石头。压多压少是另一门学问。压得久，水走得多，豆腐老，出数也多；压得轻，豆腐嫩，分量就显得少。
村里有人说母亲傻。一样的豆子，别人多压半个时辰，能多出半板豆腐，多卖两毛钱。母亲不。她说，人家花钱买的是豆腐，不是石头。
豆腐揭开，白，颤巍巍的，切一刀，断面细得像玉。天没亮，母亲就挑着出门。两只木桶，豆腐浸在清水里，上头盖一块湿布。走十五里到镇上。
有时候不换钱，换东西——一板豆腐换两斤盐，换半斤煤油，换针线。她记性好，谁家欠着、谁家多给了，都在心里，不写字。
有一回下大雨，豆腐没卖完，她又挑着回来。两桶豆腐在屋里搁着，再放一天就酸了。那天晚上她全煎了。
一整锅，撒上盐，一家人围着小桌子吃。我吃得最多。第二天她对我说，昨天你们吃得真香。她说这话的时候，像那是什么好得不得了的日子。
后来我出门了。母亲依旧年年做豆腐，一直到做不动才停。她走那年冬天，我在灶屋里翻出那只陶盆，盆底还剩着一点干掉的浆印子，灰白灰白的。
现在我家灶台上也有一只碗，装着老浆。是我自己学着做的。一直没大做好，直到去年，有一回点得正好，白的沉下去，清水浮上来，跟我小时候看见的一模一样。
我儿子端着碗，吹着气喝豆腐脑。我想起我蹲在门槛上的那些早上。母亲那时候站在锅边上，心里是有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