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的白俄罗斯人白哲翔和校内其他留学生一同踏上了一次寻找鲁迅的绍兴之旅。
“很有意思，很新鲜。”他告诉我们，在鲁迅故里，随处可见形态各异的Q版鲁迅卡通塑像，很多年轻人忙着拍照打卡集齐所有的Q版鲁迅。“三味书屋和百草园都有，还有一些隐藏的点位，不仔细就会错过。一路上还有很多文创店，售卖的都是和鲁迅有关的文创纪念品。大家都说，这里如今成了一个巨大的鲁迅乐园。”
他觉得这不失一种寓教于乐，让鲁迅先生走出书本，和人们在现实中相遇。但是这其中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鲁迅的文学是严肃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必须通过一定的商业化手段才能被更多人阅读并喜爱；另一方面，过度的商业化又像是在消费这位伟大的文豪。
这种平衡经常被打破，近年来很多学者关注到“鲁迅热”似乎有些走偏了，他们提出真正的“鲁迅热”不应只停留在“鲁迅体”的玩梗和打卡文创上。
在即将迎来鲁迅诞辰145周年的时候，我们和这个鲁迅的外国粉丝聊了聊他心目中的鲁迅。白哲翔说，自己不是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他对大先生的喜爱基于个人的理解。这种理解未必正确，但每个人都应该有探讨鲁迅文学的自由。
觉醒必然带来孤独
但黑暗中也有光芒
九年前，19岁的白哲翔考入白俄罗斯顶尖的国立大学语言文学系，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专业。2019年，他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来到复旦大学深造了一年。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当地的孔子学院任教，同时在首都明斯克远程完成了同济大学的硕士学业。
作为白俄罗斯国内罕有的汉语学者，他已经先后十多次参与了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要员间的政治和学术会晤，担任口译工作。“渐渐地，觉得自己在白俄罗斯已经触碰到了汉语学习的天花板。”他意识到，“如果想继续进步的话只有去中国。”
从去年起，他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中国当代诗歌成为他的主要钻研领域。但正如任何研究中国文学的人都不可能绕得过鲁迅一样，白哲翔在攻读硕士期间就已长时间研读过鲁迅的作品。
他说，仅《野草》这本散文诗集自己就读过不下四遍，“我们当时对他的每首散文诗的分析都落到了几乎每一个字和每个词语上。”
在《野草》里，让他内心最受震动的一首诗是《影的告别》。
“这首诗很充分地表现出了鲁迅当时所面对的人生困境，他作为一位觉醒者，作为一位英雄，作为一位文学大师，进入了一种很极端的绝望，可以说是绝望中的绝望。甚至很像影子一样要被黑暗吞噬，但是他依然能够找出光与影，黑暗与光明之间的一个对比，然后努力自拔。”
白哲翔感叹，作为一个时代里少数的觉醒者，和他一生如影随形的必然是孤独。因此，孤独也成为鲁迅笔下一个重要的命题。关于孤独，鲁迅那句“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几乎已经成为诠释这种情绪和心境的标志性文本符号。
在白哲翔的理解中，枣树被用以形容时代的先锋、某种孤勇者的形象。“他始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虽然他周围可能有跟自己很相似的人，但依然必须自力更生地成长，只能依靠自己。而且，这种重复性的表达也更加深了我们对他孤独这一面的感受。”
他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孤独者》，同样诠释了孤独。
“小说主人公魏连殳是五四时代所培育的一个有了觉醒意识的人物，但虽然他的思想觉醒了，却没有现实的出路，所以他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社会，也没有办法被社会所接受。”
白哲翔觉得自己在这个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一种投影，
“这就是这个人物吸引我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在所处的时代里也是孤独的。”
100年后的我们
仍然是和闰土们类似的人
他曾经去听过北师大刘勇教授的一次讲座，“他说，一个人在四五十岁之前最好不要去阅读鲁迅的作品。他的意思可能是鲁迅作品的内涵过于深奥，适合有丰富生活阅历的人去读。你想想，对中文母语者来说都难以意会，更何况我们这些外籍阅读者呢？”
但是，人一旦读懂了鲁迅，就会知道这些作品非但在当下依然没有失去它们的价值，而且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普适的意义。“比如鲁迅笔下的觉醒者们，不但是他们当时的困境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而且思考当下觉醒者们的处境，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依然很有价值。”白哲翔向我们阐释自己的观点，“从前觉醒者是少数，而且他们受限于当时的环境不敢言说。而一旦他们敢于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些思想就能够从同质化的环境里跳出来，更容易被看见、被听见。”
“但现在人人都可以输出观点，网络充斥着海量喧哗的声音，AI还在批量制造各类看似清醒的话语。真正的觉醒者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他的声音很容易让人麻木，变得难以辨识、难以听见。所以觉醒者在过去的困境是：无法开口，今天的困境则是：即便开口，也很难被人听见。”
他认为：“鲁迅的作品不但符合中国特定年代的语境，且对于世界各地的读者都有深刻的启发。对于我来说，鲁迅始终是一座灯塔，给他的读者跟他的同时代人，甚至给我们指明着方向。所以哪怕我们过渡到了当下，他的角色也依然没有变得模糊不清。”
这个白俄罗斯人希望，终有一天他可以把鲁迅的作品翻译成自己国家的文字。“但你必须抓住他作品中那些核心的议题，比如觉醒，比如国民性，比如故乡。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才能翻译出他作品中的精髓。”他以鲁迅笔下著名的“人血馒头”为例，“它不仅仅是一只沾了人血的馒头，更是一种比喻，折射出的是革命者的奉献和孤独，以及民众的麻木。”
鲁迅笔下脱胎了一众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人物：阿Q、祥林嫂、闰土……他们都已是淹没进历史的人物了吗？还是依然和当下的时代发生着联结？
“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像我们，都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很难找到脚下的一个平衡点。”白哲翔说，
“到底应该依靠什么去支撑自己的个性和主体性？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也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因为过去的很多道德规范或者生活方式，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好像已经失效了，但是新的规范和准则好像又没有完全崛起。像闰土或者《孤独者》里的那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觉得都是这样的人物。100年过去了，我们其实仍然是和他们类似的人。我觉得我们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去处置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尤其是对于白哲翔而言，“作为一个身在中国的外国人，又是一个稍微有点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我其实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平衡点，我究竟应该依靠哪个所谓的阵营，或者进入哪一个领域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对我来说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的困境。”
鲁迅身上有时代的局限性
但也正是时代成就了鲁迅
作为东欧人的白哲翔关注到，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他们的文学生涯中都曾受到东欧文学的影响。在两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就着重介绍了俄国、波兰和北欧等国家、地区人民反抗压迫的文学作品。
周作人后来在自己的《知堂回忆录》中写道：“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就归在一起。”而鲁迅也表达过相近的想法，称因为当时青年们“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
这种看法让来自白俄罗斯的白哲翔感到有些新奇，“周氏兄弟选择的那些俄国小说，其实是一些有着很浓的帝国主义精神色彩的文学作品，但他们竟然认为那些作品可以代表弱小民族的一种声音。这种想法应该和俄国在与日本一仗中战败不无关系，他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中国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凌辱。”他指出，另外值得探讨的一点是，
“他们当时关注的并不是最一流的俄国作家，甚至里面有一个是梭罗古勃，他是白银时代现代主义先驱的代表，而且他们翻译的又是寓言类的短篇，可能是受限于当时的资料，所以用他的作品来代表‘受压迫’的俄国的声音，偏离了他们想译介反映民族苦难作品的初衷。”
不可否认的是，生活于一百多年前的鲁迅肯定有他自身的局限性，这是时代造成的，但在白哲翔看来，他的伟大也是那个时代促成的。
“如果他不是正好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他应该也成为不了真正的鲁迅。”
因为，如果他不是出生在一个封建社会里，他可能不会理解封建礼教“吃人”的恐怖。而如果他没有留过洋并经历过五四运动，也可能不会经历意识的觉醒。必须要经历一次时代和政权的更迭，才能为鲁迅成为鲁迅提供必要的客观条件。“其实鲁迅所身处的这个时代，为他作品的诞生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他说。
后世之人铭记鲁迅多数是因为他那些犀利的教诲：“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即使在今天的时代里，这些话依然给我们以精神的力量。
但是白哲翔也想提醒大家：鲁迅留下的遗产并不只有这些铮铮的名言。“鲁迅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于中国文学的革新作出的贡献。”
比如在形式上，他创造了现代白话小说、散文诗等新文体；在语言上，他建立了成熟的现代白话文体系；在思想上，他把文学用于国民启蒙，书写底层普通人，批判封建礼教与国民劣根性；而在观念上，他又确立了文学介入现实和人生的现代文学方向。
“这些都是非凡的成就和贡献。”他说，无论身处哪一个时代，相对于那些真真假假的“鲁迅体”名言，这些才是鲁迅留下的更重要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