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财政局，军管会代表顾准、谢祝柯前来接收。出乎意料的是，办公室里的账册、档案和资金清单已经分门别类，连封存手续都准备妥当。国民党少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没有推诿，只提出一个要求：交接前，想和顾准单独谈谈。
这句话让现场气氛顿时变得微妙。一个即将失去职位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究竟还有什么秘密？顾准走进局长办公室，关门后直接问道：“汪先生要谈什么？”
汪维恒没有绕弯子：“我是共产党员，1924年入党，受组织安排，在国民党内部工作了二十多年。”
顾准一时没有接话。按照常规，地下党员归队，地方党组织应当提前掌握情况，可军管会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汪维恒看出了疑问，把桌上的电话推了过去：“有些事，你得去问潘汉年。”
电话接通后，顾准说明原委。潘汉年核实情况并作出指示，顾准放下电话，紧紧握住汪维恒的手，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这场看似普通的接收，因一个潜伏多年的身份，变成了隐蔽战线与城市接管的交汇点。
汪维恒原名汪益增，1896年出生于浙江诸暨。青年时期，他做过小学教师，也到上海学习过。1919年，他进入北京军需军官学校，后来成为军需系统的一名军官。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在宁波结识的张秋人。
张秋人是共产党员，也是诸暨同乡。两人长期通信，汪维恒由此接触到较为系统的革命思想。1924年，经张秋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浙江形势骤然恶化，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遭到搜捕，汪维恒奉命转入隐蔽状态。
1928年，诸暨地下组织因意外暴露，汪维恒按照安排离开当地，重新回到军需系统。他改名“维恒”，既是新的公开身份，也像是给自己留下的一句提醒：身在敌营，不能忘记来处。
凭借军需学校的人脉和一贯清廉的作风，汪维恒逐渐进入国民党军队后勤核心部门。他先后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等处任职，后来成为胡宗南部信任的后勤官员。军需部门掌握粮秣、军械与运输，许多军事调动，往往会先在账目和调拨命令中露出痕迹。
汪维恒没有把这个位置只当成谋生之所。1938年，地下党员史永与他接触，虽然史永起初并不知道汪维恒早已受党组织派遣，但两人很快建立联系。此后，国民党军队的驻防、补给和行动计划，便通过史永传往有关方面。
1943年，国民党方面曾筹划调动西北兵力，汪维恒获悉后，将驻军数量、装备和行军方向等情报传出，使中共方面及时调整部署。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国民党高层研究围攻方案，汪维恒也参加了相关会议，并设法把作战意图转交出去。
潜伏并不只是与暴露风险周旋，还要面对利益集团的排挤。1945年，汪维恒查出胡宗南部队有人虚报军饷、以劣质军鞋冒充军用品，便扣下相关款项。因牵涉军中权贵，他被反咬为克扣军饷，甚至一度面临撤职查办。经何应钦等人坚持查证，事实才被澄清。
他在军需系统任职二十多年，始终是少将军衔。官职有升有降，名声却没有变：不贪、不占，也不肯对账目弄虚作假。这样的“清廉”，在当时的国民党军政体系中，既让他获得信任，也给他招来麻烦。
1948年，汪维恒被调往台湾。对他来说，这既可能意味着与组织彻底失联，也可能成为获取敌方部署的机会。他选择赴台，并把妻儿暂时留在大陆。1949年春，史永通过隐晦诗句传递归队信号。汪维恒借台湾供应机构解散、上级住院之机，以母亲患病为由返回上海，随后妻儿也设法回到大陆。
回沪后，他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上海即将易手，真正危险的并非办公桌上的印章，而是有人企图把这座城市拖入毁灭。汤恩伯要求拨款修筑外围工事，汪维恒劝陈良不要为败局陪葬；有人建议转移银行存款，他又劝陈良守住储户利益；特务要求焚毁档案，他则坚持封存造册。
因此，解放军接收财政局时，面对的不是一堆散乱账目，而是一套相对完整的财政档案和城市管理资料。汪维恒的身份得到潘汉年确认后，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后来担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
遗憾的是，他的党籍认定并不顺利。早年地下工作缺少党证，1928年与组织失联，1942年重新提交的入党申请又因办事处撤离而遗失。汪维恒于1971年去世，生前始终希望恢复党籍。1984年10月11日，组织作出批复，恢复其党籍，党龄从1924年1月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