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0日，夏威夷，谢雪萍终于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张学良。此前，她原本想去拜访这位大伯哥，只是张学思在世时还能陪同，如今人已不在，贸然前往反而不知说些什么。直到张学良家人送来邀请，她才踏上这次迟到的见面之旅。
张学良年事已高，却并不显得沉闷。他喜欢讲旧事，谈到家族成员时，语气里既有亲疏，也有难以掩饰的判断。谢雪萍没有频频插话，只安静听着。对一位百岁前后的老人来说，许多往事已经不是解释，而是记忆本身。
谈话很快落到了张学思身上。张学良说，二弟张学铭性格谨慎，三弟张学曾学问很好，而四弟张学思最让他佩服。“我最喜欢四弟，他有骨气。”这句话，后来被谢雪萍反复提起。兄弟之间少有直接表达，但这一次，张学良的评价十分明确。
张学思的“骨气”，并不是成年后才突然形成的。它与母亲许澍旸的性格，也有很深关系。许澍旸是张作霖的第四位夫人，出身普通，父亲早逝，幼年随母亲从关内流落到东北。进入张家后，她不甘心只做深宅中的太太，曾要求进学校读书。
这件事在当时颇为出格。有人议论，一个太太怎么能和女学生一起上课？话传到张作霖那里，许澍旸只得离开学校。但她没有放弃识字，后来便跟着孩子们一起学习。谢雪萍回忆婆婆时，常说她“厉害”，这个“厉害”不只是脾气强，更是有自己的主意。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遇害，奉天局势骤然紧张。为避免消息外泄，府中对外仍宣称大帅尚在，张学良则设法返回沈阳。张作相原本资历深厚，却不愿在特殊情形下接任。他曾表示，张学良若能做事，他便全力支持；若做得不好，也会替张作霖管教这个后辈。
张学思从小主要跟着母亲生活，与父亲张作霖接触不多。进入学校后，他接触到新思想，对日本控制旅大等问题产生疑问。1925年“五卅”运动影响到奉天，他参加学生和市民的示威活动，回校后追问老师：日本人为何能占据中国土地？为何中国人不能反抗？
老师没有正面回答。张学思毕竟是张作霖的儿子，这个身份让许多人顾忌。可在少年心里，疑问已经种下。父亲代表的旧式权力，与民族受辱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冲突。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1928年宣布东北易帜，名义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一举动确实打破了日本推动“满蒙独立”的一部分图谋。可是后来他参与中原大战，东北军南下，张学思对大哥的期待也随之动摇。
一次，几位帅府小姐驾车外出，车速很快。张学思提醒她们不要撞伤行人，却听到有人满不在乎地说，撞了人赔钱便是。张学思当场沉下脸，独自驾车离开。看似只是一次争执，实际却让他看清了家族生活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
1930年端午节，张学良到各房探望，走进张学思书房时，发现桌上放着丁玲的《在黑暗中》。兄弟因此发生争论，张学良认为这类书籍不该阅读，张学思却没有退让。此后，他更加确定，自己不能继续留在大帅府的生活轨道上。
家庭教师王西征对他的影响很大。王西征曾用“钱是人造的，不合理的世界也可以重新创造”这样的说法启发他。后来，张学思请老师为自己改名，得到“张昉”二字，寓意光明初起。1930年，年仅14岁的张学思随老师离开沈阳前往北平，母亲虽舍不得，却选择支持。
这一步并不轻松。张学思脱离的，不只是一个家庭，更是张作霖留下的政治与生活圈子。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参加抗日斗争和人民海军建设，成为新中国海军创建时期的重要将领。早年的家庭环境，给了他优越条件；也正因为看见过其中的矛盾，他才更早选择了另一条路。
1961年，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北京饭店邀请有关人员聚会。席间谈到台湾方面出版的有关张学良的文字，张学思情绪激动，担心大哥的名誉受到损害。周恩来则说明，张学良当年主张联蒋抗日，其爱国动机不能因此被抹去。张学思听后落泪，谢雪萍陪他离开席间。
多年以后，谢雪萍在夏威夷见到张学良，兄弟之间已经隔着漫长岁月。张学良谈四弟时，没有回避张学思的锋利与倔强，反而把这些看作可贵之处。谢雪萍后来一共见过张学良三次，每次谈话内容虽有不同，但四弟始终是老人最愿意提起的人。变态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