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内阁更替。田中义一曾是日本陆军大将，也曾担任首相兼外相。他原本想借奉系势力控制东北局面，再逐步把满蒙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可张作霖一死，关东军擅自行动，不仅打乱了他的部署，还把日本政府推到了军部与国际舆论的夹缝里。
问题也由此而来：皇姑屯事件明明是关东军下手，为什么辞职的却是田中义一？
1928年6月3日晚，张作霖离开北京，乘专列返回奉天。北伐军已经逼近，奉系在关内的局势难以维持，他不得不退回东北重新整顿。
次日清晨，列车行至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会处的皇姑屯附近。专列刚驶入三洞桥，一枚事先埋设的炸弹突然引爆。桥梁被炸毁，车厢严重变形，张作霖身受重伤，被紧急送回沈阳帅府。
他没有活过当天。
奉天方面担心张作霖突然死亡会引发混乱，更担心日本关东军趁机进逼，因此暂时封锁消息，对外只说大帅受伤。张学良从关内赶回沈阳后，奉系才逐步处理后事，并于6月21日正式公布张作霖死讯。
这场爆炸不是偶然事故。策划者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他认为，只要除掉张作霖，奉系就会迅速瓦解，日本便能以“恢复秩序”为名扩大对东北的控制。
河本大作的判断却严重误估了局势。张作霖虽然依赖日本的军火、铁路和外交支持，但并不愿意把东北完全交出去。特别是在铁路权益问题上，他屡次拖延、拒绝，触怒了日本军方。
更让关东军不满的是，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政治和军事体系。铁路、工厂、教育以及地方行政不断扩张，南满铁路的日本垄断地位也因此受到牵制。对关东军而言，这位“合作者”已经变成了妨碍日本推进计划的人。
田中义一并非不知道张作霖的分量。
1905年前后，张作霖曾被日军俘获并判处死刑。日本方面认为他熟悉地方情况，具有利用价值，田中义一曾参与为其说情，使张作霖免于处决。张作霖后来多次表示：“田中的恩情，不能忘。”
但这段关系从来不是私人友谊那么简单。田中帮助张作霖，是为了让他成为日本在东北的工具；张作霖接受帮助，则是为了在乱世中保存实力。双方各取所需，彼此都清楚这份关系有条件、有期限。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田中内阁进一步明确了对华政策，试图把满洲从中国政治体系中分离出来。田中希望通过外交施压、经济控制和铁路特权，逐步达到目的。他并不急于立刻制造全面冲突，因为那样容易引起国际社会反弹，也可能让东北陷入不可收拾的战争。
河本大作却没有耐心等待。
爆炸发生后，田中很快意识到，关东军不仅杀了张作霖，也毁掉了日本政府原本还能掩饰的政策外衣。他曾对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感叹：“一切都完了。”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张作霖一死，奉系内部必然重新洗牌；日本若公开支持刺杀，就等于承认军方可以绕过政府，自行决定国家对外政策。若装作不知情，又无法向国内解释为何军队在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调动炸药、布置行动。
田中试图追究责任。
他认为，必须惩办河本大作等人，至少要通过军事审判，向天皇、议会和国际社会表明日本政府仍能控制军队。可是，军部并不愿意把关东军推上审判台，陆军内部也有不少人把河本视为“为国行事”的军官。
据相关记载，田中曾向昭和天皇说明，皇姑屯事件与关东军有关，政府应当处理肇事者。宫中对此并不满意，田中在事件处理上的前后说法，也被认为缺乏一致性。一次次交锋后，首相与天皇之间的信任逐渐消失。
田中回到家中时，曾对身边人流露出类似的意思：“军部不听命令，内阁还怎么做事？”
真正压垮他的，不只是皇姑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暴露出的权力结构：首相可以制定政策，却未必能约束驻外军队；政府想维护外交体面，却要面对军方的强硬抵制；天皇拥有最终权威，却没有明确站到田中一边。
1928年，田中内阁一度试图以较温和方式处理河本大作，使案件不至于扩大。可是舆论、政党和军部都不愿让步。田中既无法彻底惩办凶手，也无法把责任推给别人。到了1929年，政治压力不断累积，天皇对其处理方式表示不满。
1929年6月27日，田中在宫中受到责问。7月2日，他正式辞去首相职务。不久后病逝，终年65岁。
所以，田中义一辞职，并不是单纯因为“张作霖死了”，更不是出于私人感情。张作霖之死让他的对华计划失去重要支点，也让日本军部的越权行为暴露在聚光灯下。田中若惩办军官，便会得罪军部；若不惩办，又要承担政府纵容刺杀的政治后果。
皇姑屯爆炸后的另一个变化，是张学良没有按照日本预想的方向行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日本原本想借张作霖之死制造东北分裂，结果却促成了奉系与南京之间的政治整合。
河本大作后来没有因皇姑屯事件受到应有惩处，这种结果反过来助长了军方的冒险心理。田中义一辞职了，关东军却没有真正被驯服。三年后，类似的越权行动再次发生，东北局势也因此彻底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