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四千九百余人。西府、陇东一战打完，西北野战军伤亡、失踪加在一起，接近这个数。
对一支当时总兵力并不宽裕的部队来说，这不是一个能轻轻翻过去的数字。
王世泰后来想起这一仗，心里一直有个结。他不是说第四纵队没有责任，而是不赞成把失利的账全算到第四纵队头上。
这句话，听着像为自己辩解。
可把一九四八年四月的战场摊开看，事情确实没那么简单。
宜川大捷之后，西北野战军刚打出一场大胜。部队士气上来了，可粮食、弹药、被服、骡马，全都在消耗。
陕北土地贫瘠，养不起越来越大的野战军。
彭德怀面前摆着一张很硬的账单：不打，供应撑不住；打，又得冒险。
洛川先摆在案头。
那里是胡宗南部的重要据点，有物资，有守军，也有可能引出援兵。西北野战军如果打下洛川，部队能补一口血；如果打不下，也可以围点打援。
可洛川不是纸糊的。
城建在台地上，四周开阔。进攻部队一露头，就在守军火力里。西北野战军缺重武器，攻城器械也不充足，梯子靠不上去，炸药包不好送到位。
二十多天过去，城还在。
援军也没按预想钻进来。
这一下，彭德怀手里就剩第三条路：向西府出击，奔宝鸡去。
宝鸡是胡宗南集团后方供应基地。仓库、军需、交通线，都在那里。打下宝鸡，西北野战军至少能缓过一阵。
四月十六日，西北野战军四个纵队分三路西进。
一路上，县城接连打开。四月二十八日，主力攻入宝鸡，歼敌二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这是全战役最亮的一刻。
城里的仓库打开，军需物资摆在眼前。有人忙着清点，有人忙着装运，驮骡一队一队往外走。
可危险也在这时靠近。
宝鸡不只是胡宗南的后方，也是西北地方军阀力量盯着的地方。胡宗南部裴昌会兵团从东面压来，马继援率马步芳部从陇东方向逼近。
两路敌人一合，宝鸡就不是补给站了。
它成了一个口袋。
第四纵队的任务，是在扶风、岐山、凤翔一线阻击东来的裴昌会兵团。王世泰当时是第四纵队司令员。
这一段，是后来争议最大的地方。
裴昌会兵团兵力占优，推进很猛。第四纵队阵地被突破后，部队撤向岐山东北山地，没有及时向野战军总部报告，也没有及时通知友邻。
路让开了。
裴昌会兵团长驱西进，直逼宝鸡方向。等野战军总部发现局势变化，宝鸡已经不能久留。
彭德怀只能下令撤出宝鸡。能带走的物资尽量带，带不走的毁掉。
这不是一场体面的撤退。
主力部队拖着缴获物资，走得慢；六纵同马继援部交手，消耗很大；一纵、二纵要边走边护着驮队。
第四纵队本该在这时补上来。
可战场越往陇东走，局面越乱。
五月上旬，部队转入宁县方向。马家军骑兵贴得很紧，胡宗南部飞机还在空中盘旋轰炸、扫射。
马莲河一带，驮骡、弹药、伤员、机关人员挤在道路上。后面的追兵一旦压上来，整个队伍都会被切断。
宁县南桥子，成了一个生死口。
那里两条岘道相距约千米，上腰岘宽不过数米，两边是沟壑。第四纵队警三旅七团、五团在这里阻击马继援部，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后撤。
阵地上，战士把桥子斩断，依着原边一层一层挖战壕。
马家骑兵冲上来，又被火力压下去。骑兵下马改步兵队形，还是过不去。炮火打散马群，一些驮运弹药的骡马乱窜，反倒给阻击部队补了弹药。
这一仗，第四纵队也在硬扛。
所以王世泰晚年不服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如果只看扶风、岐山那一段，第四纵队确实犯了严重错误；如果看整个战役，轻敌、疲劳、孤军深入、侦察和通信问题，也都压在这场失利上。
彭德怀自己在战后检讨时，也没有把责任全推给部队。他说，战役领导机关、战役直接指导者应负责任，他个人应负更多责任。
这句话很重。
它把战役失利从一个纵队的过失，重新拉回到全局判断上。
西府、陇东战役的问题，首先是胜利之后急于扩大战果。宜川大捷刚过，部队没有充分休整，又向西府远出。
其次，是对胡宗南和马步芳之间关系估计不足。大家看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却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在对付西北野战军时会合力反扑。
再者，是对马家军骑兵的机动和冲击力估计不够。
在陇东开阔地带，骑兵追击起来很快。西北野战军拖着物资和伤员，一旦被咬住，就很难从容摆脱。
第四纵队不是没有错。
擅自撤离阻击位置，报告不及时，给主力造成被动，这些账抹不掉。王世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相关干部被撤职，也不是无缘无故。
可把一场近一个月的战役失利，全压在一个纵队身上，也遮住了更大的教训。
王世泰后来离开一线军队岗位，到甘肃地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甘肃行政公署主任，后来又在甘肃长期任职。到一九五五年授衔时，他已不在现役军队序列，没能参加授衔。
军衔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
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的宁县南桥子，第四纵队的部队还在原边上阻击追兵。王世泰和张仲良在清华村附近掌握战斗，前面是马家军，后面是正在撤退的主力。
风从马莲河川吹上来，驮骡队一队一队往东走。
那一仗的责任，不能只落在一个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