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被圈在家里躲避疫情，除了做核酸能去小区院子散会儿步，社会活动、探亲访友都一律停止了。我闲得无聊，翻开旧杂志，偶尔看到一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_》， 是章诒和写的。
此人称聂绀弩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继鲁迅、瞿秋白之后，在杂文创作上成绩卓著、影响很大的战斗杂文大家。对时局敢针砭，曾被打入胡风反党集团。
嘿嘿，这么敏感的题材竟然刊了出来，我不得不重视看看。
今天提起聂绀弩，十个人里有九个半会摇头。这并不奇怪。他的名字从来不在教科书里，他的诗集只在很小的圈子里流传，连许多以读书为业的人，也未必能说出他的生平。
但稍微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人，会告诉你：他是鲁迅之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一；他是旧体诗写作在现代中国的一座奇峰，是那个在“最没有诗意的时代”写出最沉痛诗句的人。
他的人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浓缩——革命的热情、理想的幻灭、被朋友出卖、在监狱里度过晚年，临终前只说了一句“我很苦”。
聂绀弩生于1903年，湖北京山人。他这一代人的履历，几乎就是半部现代史：黄埔军校二期，莫斯科中山大学，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新四军文化委员，桂林、重庆的报社编辑，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鲁迅很看重他，他写的杂文有“鲁迅风”，锐利、辛辣、敢说话。1934年，他和萧军想合办一个刊物，鲁迅帮着出主意，取名《海燕》，后来刊物因故夭折，有人造谣中伤鲁迅，聂绀弩写了《论乌鸦》替鲁迅辩诬——这种仗义执言，是年轻时他的底色。
但问题是，1949年以后，他那一套“敢说话”的做派，在新的秩序里就是罪名了。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找到了旧体诗作为自己新的表达方式——一个此前一直写新文学、写杂文的人，在寒冷的北大荒，在搓草绳、赶马车、伐木运材的间隙，开始写旧诗。
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些被迫用最古老形式写下的牢骚、调侃与悲愤，会成为他留给后世最不朽的东西。
聂绀弩的旧体诗，读起来像什么？像一个满肚子委屈的人，一边喝酒一边骂人，骂着骂着又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
他写搓草绳：“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把两股草绳绞在一起写得像情人厮缠。他写自己在北大荒追一匹没拴住的马，追不上：“无谔无嘉无话喊，越追越远越心灰”——
一句诗里三个“无”字、三个“越”字，按旧体诗的规矩这叫“犯忌”，但他偏偏写得让你想笑又想哭。
学者把他的诗称为“聂绀弩体”，用俚俗语入诗，用戏谑口吻写沉重的事，雅俗夹杂，独此一家。启功、杨宪益、黄苗子这些人都说，他是把旧体诗变成现代诗的人了不起的人物。
就连舒芜——一个因胡风事件而名声不好的人——也在晚年写文章，说聂绀弩的诗“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不能绕过的一批旧诗”。
但诗救不了他，诗反而害了他。
1962年，聂绀弩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没有正式工作，只能和那些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老朋友来往。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喝酒就说话，说话就骂人。
聂绀弩是其中最敢说的，也是说得最刻毒的。
他以为这些人是朋友，但他不知道，从1962年开始，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人及时写成材料，送进了专政机关的档案柜。
2008年，寓真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十余万字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披露了当年的档案材料。
事情的轮廓是这样的：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
其中一类人是像吴祖光、钟敬文那样，在“文革”中被限制人身自由后，被迫写交代检举材料的；另一类则是像王次青、黄苗子那样，多年来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
1962年9月12日，第一份密告材料这样开头：“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主动请客吃饭，主动记录谈话，主动上交。
密告者把聂绀弩说的话写得形神兼备，比如聂拍着桌子说：“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这些话，一个标点不差地进了档案。
更致命的是诗。聂绀弩每有新诗，都愿意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他赠诗最多的就是黄苗子——黄既是识者，又是好友。但不知为何，赠给黄的诗稿，也都进了司法机关。
公安机关不懂诗，上面又指示：找有文学修养的人来解释。谁来解释？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
一首写北大荒冰道的诗，最后两句“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被解释为：指在北大荒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却不知要流落何处。一首吊唁友人黄若海的诗，里面“已无狱吏敢瞒天”，被解读为攻击监狱管理。
于是，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罗瑞卿在材料上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1967年，聂绀弩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他坐了十年牢，直到1976年才获释——不是平反，是“病保”，因为身体已经不行了。
出狱后，聂绀弩回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事眼里是一个清瘦沉默的老人。他常常一连数日向壁而卧，不说话。
有一次，他的夫人周颖来找章伯钧夫人李健生，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李健生带着女儿去了。
聂绀弩让周颖去买熟食，周颖一离开，他劈脸就问：“海燕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海燕是他的女儿，在“文革”中自杀，遗言是一句不能说出的话。聂绀弩用手戳着自己的心脏说：“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
他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苦。”
1986年，聂绀弩死了。他死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文章里没有一点歉意。黄苗子活到2012年，百岁去世。
2009年，章诒和那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引起轩然大波后，黄苗子的家人在他遗物里发现了一首未完成的诗，模仿《木兰辞》，开头是：“昨夜见黑帖，妖风卷臭腥。罪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是卧底，阿爷害人精。”——他至死也没有承认。
今天，更年轻的一代连“告密门”这个旧闻都不知道了。
学者张颐武说，聂绀弩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象征”。王学泰说，聂绀弩所经历的一切，“是整个民族所经历的一切的缩影”。这话也许是对一个文人最高的评价了。
但他仍然是一个不被认识的人。他的名字只出现在纪念文章和学术专著里，他的诗只被少数人反复阅读，他的命运只在特定的时候被提起，然后又被遗忘。
诗人牛汉说：“聂绀弩是条大河。”
可现在，这条河已经干涸了，河床也快要被风沙埋没了。偶尔有人在河床里翻出一块有字的石子，读一读，叹一口气，又放下了——然后继续赶路。
2022年6月某日写于疫情期间 今日修改发出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