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暨“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在本届报告文学奖获奖名单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籍作家梁鸿,凭借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榜上有名。

作品聚焦深陷情绪困境、休学居家、游走在辍学与心理危机边缘的青少年群体,真切勾勒出他们的精神与心理现状。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梁鸿的足迹遍布大中城市与县域乡村,历时三年,沉浸式采访了受情绪困扰的青少年,还有学生家长、教师等,以细腻的文学笔触与扎实的非虚构手法,勾勒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叩问教育与成长的深层命题。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梁鸿,感受《要有光》背后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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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要有光》这本书主要写的内容是什么?

梁鸿:《要有光》首先我的写作对象是18岁以下的,因为情绪问题休学、失学在家的这些孩子们。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家长也在越来越关注孩子,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却在出现情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我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去看看到底怎么了。更深一层,我希望写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面,我们怎么去爱,怎么去爱对方。

记者:这本书您经过了大量实地的调研、走访、采访,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梁鸿:比较困难的地方当然是你要走进孩子的内心,走进家庭的内心,你只有做一个最耐心的陪伴者,最耐心的倾听者,才有可能让孩子信任你,让家长可以敞开心扉。我不站在任何一个立场去完全同情一方,而去否定另一方,我只希望尽可能深地采访,尽可能深地去调查。然后把每一方的痛苦、困顿都写出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碰撞,形成更思辨的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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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光》这本书采用了“非虚构+观察+亲历对话”的复合型写作方式。书中记录下“娟娟”“小关”“雅雅”等一个个真实少年的生命故事,每个案例都浓缩了一个家庭的教育焦虑。

记者:聊聊您书中提到的具体案例。比如“娟娟”,娟娟的成绩一直还不错,但是从六年级开始,因为沉迷游戏、缺课、不写作业,娟娟的成绩不断下滑。妈妈杜梅始终认为,娟娟的情绪问题是网瘾导致的。这个故事哪里触动了您?

梁鸿:娟娟到城里面读书之后,没有朋友,在学校里面没有获得什么认同感,她也没有任何可供娱乐的东西,所以她才打游戏。母亲因为工作非常忙,也没有时间陪伴她。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她打游戏是一个“瘾”,但实际上只是因果的“因”。假设我们有其他方式陪伴她,比如说课外教育,可能这个孩子就没有那么大所谓的打游戏的“嗜好”。所以我觉得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当然我们也需要游戏公司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今天要把打游戏作为可供分析的一个事情,而不是直接把它当做“成瘾”,然后直接来判断你的孩子,所以这是我想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记者:还有一个孩子,“小关”。当时小关十五岁,高一。从初二开始,小关就陆陆续续休学,上学,再休学,平时基本上待在家里。当小关终于走出家门,走到补习中心时,已经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小关爸爸是单位的总工程师,妈妈也是博士毕业,就这一个孩子,又是高知家庭,两位家长都认为小关进入了青春期,开始矫情,为赋新词强说愁。

梁鸿:“小关”那个孩子其实他在家里面已经“关了”两年,他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你会看到这里边家庭的矛盾、教育理念的不同、对心理认识的错误认知等。当然也包括孩子自身的复杂性,几方都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你会非常心疼这个孩子。当你看到这个孩子重新出来的时候,你又感慨万千,因为他前面的路非常艰难,他不是说一走出来就好了,他可能还会再回去。这需要极度的呵护,需要周边全部人的投入,所以这非常艰难,你可以预见到这个孩子的未来是坎坷的。

记者:在您大量的采访当中,您听到关于孩子们最真切的呼声是什么?

梁鸿:我觉得可能还是希望家长理解孩子,希望换一种方式来看待孩子。大部分人都觉得家长其实根本不理解我,家长更多地强调社会规则,而没有去看重我的个人性。我作为个体,我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社会规则大家都知道,那么当你把它变成一个枷锁,夹住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是不能承受之重的。

记者:我记得书里面您写到一句话,有个孩子跟妈妈说:“妈妈,你要学习。”这是不是也是现在很多家长没有与时俱进的一种真实的写照?

梁鸿:我觉得并不是家长不善于学习,而是家长没有意识到他的观念应该慢慢开放,而不是随着年龄增长变得封闭。其实我觉得当孩子说妈妈你得继续学习的时候,他说的不是让你学数理化,他是希望你保持跟社会的一个连接、一种思辨,在连接和思辨的前提之下,你得重新看待你的孩子。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的经验来对待孩子,但有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又是失效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学习。

记者:有读者说这本书写到最后也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孩子们问题的方案,这是您当时设计的初衷?还是想故意留白给各位读者,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梁鸿:不是故意留白,而是因为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每一个家庭的环境不一样,每一个家长的性格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统一的答案给你。但是你读《要有光》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在于知道我哪个地方的思维出现了问题,当你发现你的思维出现问题之后,你会改变你的很多行为,这就是方案。我希望你读了书,像一个锤子一样锤到你冰封的内心深处,让它有所松动。

《要有光》不做道德评判,而是通过一个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亲子关系在应试教育、家庭矛盾和社会压力交织下的困境,并引发读者思考。这本书能够从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众多参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足见其独特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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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曾经说通过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似乎跟鲁迅先生也有了一种特别的连接,您怎么样来定义这样的一种连接?

梁鸿:我觉得可能当代作家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鲁迅情结。因为有鲁迅在,就好像有了某种精神的指引、精神的象征。

记者:《要有光》能带给读者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梁鸿:首先是一种思考的力量,是一种内在情感震动的力量。《要有光》指的是我们要给孩子光亮,我们要扒开附着在他们身上过多的东西,让灿烂的阳光照进来,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家人的鼓励。另外一点我希望作为家长,我们要真的要好好思考我们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希望大家彼此照亮,相互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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