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寿的水土，从来就能孕育出灵秀人物。易家在这洞庭湖畔扎根数代，到易佩绅一代，已是簪缨世家。易佩绅是清末儒将，官至四川、江苏布政使，却始终带着寒门子弟的刚直。他的800余首诗词里满是“民为邦本”的热肠和雄浑深沉的文风。这种风骨，不仅为易氏家族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更像种子一样，深植于儿子易顺鼎的血脉里。
1858年，易顺鼎降生在汉寿的这家书香门第。他仿佛是为诗文而生，5岁就能作对，出口便成“龙阳有才子，5岁能吟诗”的佳话。15岁补诸生，湘中名士王闿运见了他的文章，惊为天人，将他与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并称为“湖湘两仙童”。那时的易顺鼎，宛若洞庭湖畔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人们都说，这孩子将来定是国之栋梁。
光绪元年（1875），18岁的易顺鼎考中举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他骑驴冒雪入南京，遍访六朝遗迹，一日赋就《金陵杂感》20首。诗里的家国兴亡之叹，哪里像出自少年之手？忠州诗词名家李士芬读罢，赠诗“烂熟《南朝史》，澜翻东海波”。这评价，恰如易顺鼎的才思，翻涌不息，惊涛拍岸。
可命运的棋局，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中举后的易顺鼎，6次赴京会试，6次落第。那朱红的宫门，像一道无形的墙，将他的抱负隔在门外。他开始怀疑科举的意义，也看清了官场的腐朽。无奈之下，他纳资捐了个刑部郎中，后来又改捐试用道，分发河南任职。
在河南的日子，易顺鼎只想为民做点实事。郑州黄河决口，他督修贾鲁河河工，风里来雨里去，脚边是滔滔黄水，眼前是流离失所的百姓。他主持厘税、赈抚、督办，监考乡试，绘制《三省黄河图说》，凭着实干，深得巡抚重用，被保荐为候补道，加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可这虚衔，终究不够填他的报国之志。他看着官场的尔虞我诈，看着百姓的万般疾苦，只觉得满心疲惫。于是，他请了病假，在庐山建起琴志楼，隐居起来，在山水间暂避锋芒。张之洞爱其才，后用一纸聘书将他请回两湖书院讲经论史。
若不是被甲午战争的炮声震醒，或许易顺鼎会就此消沉，终老此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消息传来，易顺鼎再也坐不住了。他墨绖从戎，奔赴山海关，入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军幕。当知晓《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向日本割让台湾，赔款白银两万万两，他如遭雷击，连夜赶回北京，冒死上书，力主“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痛劾李鸿章误国之罪，字字泣血。可腐败的朝廷早已被吓破了胆，他的奏折如石沉大海。
悲愤之下，易顺鼎决心赴台抗日。他对刘坤一说：“愿只身入虎口，幸则为弦高之犒师，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他乔装成船员，乘英国轮船渡海。抵达台南时，台北已沦陷，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回内地，只有刘永福带着黑旗军，在台南苦苦支撑。易顺鼎的到来，像一束光，照亮了绝望中的台湾军民。他与刘永福歃血为盟，“誓同死守，不肯事仇”。
为了筹措军饷，易顺鼎又冒着炮火返回内地，四处奔走，从张之洞、谭继洵等人那里筹得白银15万两，再渡海峡，带至台南。日军的炮火越来越近，台南的局势日益危急，官兵们纷纷渡海而归，可易顺鼎却不肯走。他站在城头，望着北方的大陆，盼着援军，盼着奇迹。直到张之洞、陈三立等人接连发来函电催促，他才不得不含泪离开。
甲午战争的失败，像一道伤疤，刻在了易顺鼎的心头。此后，他辗转广西、云南、广东等地任道台。在地方上，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没有忘记百姓的疾苦。
宣统元年（1909），易顺鼎从端州调任高州、雷州巡道兼兵备道。到了高州，知府叶大华设宴欢迎，席上燕窝、烧烤、山珍飞禽应有尽有。易顺鼎表面客套，心里却不是滋味。他一向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宴席从简，可初次接风，不好发作。倒是席间结识了举人梁宗榘、周先声、杨彦清，让他颇为欣喜，几人言谈投机，相约假日共游高城。
当晚易顺鼎住进官舍，看到青砖青瓦的院落，天井里木棉树正开着红花，便诗兴大发：“清绝衙斋似古祠，吏忙抄牍没抄诗。一花竟可红三月，双鬓还得绿几时。”诗句里，有对官场忙碌的无奈，也有对时光易逝的感慨。
5天后，易顺鼎便约了梁宗榘等人微服私访。来到城东冼太庙，看到香火鼎盛，他高声朗读苏东坡的《冼庙》诗，赞冼夫人是“中国的巾帼英雄，举世无双”。还即席赋诗《高州春城》：“岭外人烟百粤通，高凉无日不炎风。潘仙丹灶空山里，谯国灵旗夕阳中。蛤蚧鸣时春水绿，鹧鸪啼处木棉红。蛮材祠庙宣箫鼓，愁绝天涯一病翁。”
在高州任上，易顺鼎见盗贼横行，百姓苦不堪言，便深入民间调查，写下《高州改善清乡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匪与富家大族互相利用，任情纵意以害穷民。”他说，富家大族有打手团兵保护，不受匪害，便对盗匪坐视不管；地方官吏见大族不以为意，也听之任之。穷民呼号无门，走投无路，只能沦为盗匪。他的文字里，满是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对腐败吏治的抨击。作为清廷的官员，他能如此直言不讳，体恤民情，在那个时代，实属难得。
易顺鼎重视教育，在任上兴办书院，延请名师，让贫寒子弟也能读书识字。他说：“教育者，国之根本也。”只有百姓有了文化，国家才能有希望。他的理政思想里，始终贯穿着“民本”二字。他立志为官一任，便要造福一方。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的努力终究像投入大海的石子，激起一点涟漪，便被汹涌的浪涛吞没。
辛亥革命后，易顺鼎来到北京，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交游。袁世凯称帝时，他出任印铸局长。这成了他人生中备受争议的一笔。1920年，易顺鼎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他的灵柩被运回汉寿，葬在城南龙珠湖畔。从此，这位晚清的才子便长眠于故乡。
易顺鼎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是文采飞扬的一生。他与著名诗人樊增祥并称“北樊南易”，是晚清诗界的两座高峰；又与袁克文、何震彝等人并称“寒庐七子”，是近代有影响的大诗人之一。他一生赋诗逾万首，共著有《琴志楼编年诗集》等77卷22册诗文集传世，为晚清杰出的爱国诗人。
文 |刘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