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下旬，上海，盛宣怀带着一封封急电往返于各国领事与地方督抚之间。北京局势已经失控，慈禧太后准备向列强宣战，而东南大员们讨论的，却不是如何北上勤王，而是如何保住地方不乱。
这场安排后来被称为“东南互保”。它并不是一份由十个省份整齐签署的统一条约，而是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人为核心，通过地方官员与各国领事交涉，形成的一套相互约束。
约定的意思很实际：列强不得把战火扩大到东南，各省也不主动攻击外国人和外国机构；地方官负责维持秩序，保护通商口岸与教堂、企业。说白了，朝廷在北方把局面推向战争，东南督抚则决定把自己的辖区隔离出来。
事情的根子，在于清廷那道“宣战诏书”。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英、美、法、德、俄、日等国宣战。此前，义和团已经在华北迅速扩张，围攻教堂、破坏铁路，京津地区冲突不断。慈禧太后在强烈排外情绪和宫廷压力下作出决断，却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能够支撑战争的军事与财政体系。
地方督抚看得很清楚。诏书虽然来自朝廷，但各地官员掌握的军队、粮饷和治安，都由自己负责。若贸然执行，洋人可能从沿江口岸登陆，义和团也可能借机冲击城市，商业、漕运和税收一旦中断，东南立刻会陷入大乱。
李鸿章的态度最有代表性。他在广东任上时，对朝廷宣战并不积极响应，曾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表达拒绝。这个说法未必是正式奏折中的完整原话，却准确反映出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判断：他们并不愿意为一项无法收拾的决策承担全部后果。
更关键的是，东南各省的兵力并非一支可以统一调动的军队。所谓“坐拥十省兵力”，实际是多个督抚分别掌握的湘军、淮军及地方防营，训练水平、装备状况、指挥系统各不相同。把这些部队集合起来，需要时间，也需要铁路、粮饷和明确的统帅。
而当时的北方，已经不是普通的军事调动能够解决的问题。
天津在1900年7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占。此后，联军沿京津铁路和运河方向向北京推进。清军、义和团与联军交战失利，京城的防线不断收缩。东南督抚即便立即出兵，也很难在北京失守前赶到，更谈不上改变战局。
袁世凯在山东的处境尤其能说明问题。1900年，他接任山东巡抚，手中主要兵力是武卫右军，约七千人。山东当时既有义和团活动，又有教案和地方治安问题，这点兵力用于控制省内已经捉襟见肘。
袁世凯采取了镇压义和团、保护外国人的做法，并非单纯亲近洋人，而是出于保住山东政权和税源的考虑。他知道，自己若带兵北上，山东很可能重新陷入失控。到那时，外部列强、地方武装和民间冲突同时爆发，巡抚衙门甚至未必保得住。
北京城的情形，也让各地督抚不敢轻举妄动。义和团进入京城后，部分官员和民众遭到冲击，财产被抢，许多大臣家属受难。与此同时，清军内部派系复杂，荣禄等人掌握的武卫军与义和团之间关系微妙，真正能够统一指挥的力量并不充足。
慈禧太后并非没有催促。她多次命李鸿章北上，甚至强调无论水陆都应立即起程。李鸿章却以河道浅阻、船行困难等理由拖延，并称自己忧急万状。这里面当然有推辞成分，但也有现实因素：上海到北京路途遥远，沿途局势复杂，贸然北上既可能被联军拦截，也可能被清廷内部势力利用。
有意思的是，东南督抚并不是完全拒绝朝廷，而是保留了与中央讨价还价的空间。他们一面不公开宣布脱离清廷，一面通过互保维持地方秩序；一面承认朝廷名义上的统治，一面拒绝执行可能毁掉本省的战争命令。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出逃。此时东南互保已经形成既定事实。北方的战争由清廷承担，东南则尽量避免战火蔓延。它看上去像是地方官员见死不救，实际上也是晚清中央权威衰落后的直接表现。
袁世凯所谓“去就是送死”，并非一句简单的怕死之言，而是对军力、距离、财政和地方局势的综合判断。北上未必能救北京，却极可能先丢掉山东；其他督抚同样明白，若把本省仅有的兵力投入一场胜算极低的战争，清廷即使暂时保住，地方也可能先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