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政府、专业机构与科研人员都站到了公共言说的聚光灯下。然而，互联网舆论场信息纷繁复杂，一篇论文、一次演讲都可能在上网瞬间被截取成一句“扎眼”的结论。如何在碎片化传播中守住专业底色，又如何让公众听明白权威发声？本专题结合相关案例，拆解那些“说出去却没被听进去”的话，探求专业话语、权威发声更好抵达公众的路径与可能。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让公共言说变成一件简单又困难的事。简单是因为言论成为“公共”的门槛变低了，普通人在社交媒体中相对私人的言论，也可能出乎意料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活跃在各个平台的网红和意见领袖，原本作为个人存在的他们，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公共影响力。困难则在于，很多公共言说其实并不具备“公共性”，只是它恰好出现在了公共领域之中。人们很少为公共言说额外做准备，或者不认为需要为公共言说做准备，抑或是没有想过应该如何进行公共言说，以及什么是好的公共言说。
在古代，无论中西，公共言说都不是一件没有门槛的事情。由于公共空间总是聚集着一个共同体重要的人和事，所以在其中的言行都需要慎重考量。哈贝马斯将西方封建时期的公共领域称为“代表型公共领域”，亦即需要有一定身份、具备一定能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才能作为共同体的代表在公共领域中发言。
门槛意味着身份和能力，而现代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在权利层面拆除了身份的围墙，互联网则在交流的基础设施层面做了同样的事。在言说身份得到“解放”的同时，对言说能力的限制也被一同拆除了。即使是看起来“久经考验”的公共人物，也很容易“翻车”。比如，巴奴火锅创始人杜中兵在一场网络直播中说“月薪5000元就不要吃巴奴，哪怕吃个麻辣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张丹丹在访谈节目中聊灵活就业，说“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很多人想出圈、想火、想当网红，但却没有考虑过自己是否有能力进行公共言说、有胆量承受公共言说的压力。
一个事实是，在任何言论都可能被公之于众的社交媒体时代，几乎没有人能提前做好公共言说的准备。这既意味着公共与私人边界被破坏，也提醒我们，是时候好好理解公共言说、随时做好公共言说的准备了。
对于何为好的公共言说，公共关系学与公共哲学讨论得最多。总的来说，一个好的公共言说既取决于言说的客观背景——一个社会的“公共”理念和风俗传统，也取决于言说的主观表达——修辞和伦理。公共关系学强调，对公众发言一定不能违反当地的传统和价值，公关要使用巧妙的修辞弥合组织或个人同公众之间的裂隙。公共哲学则认为，“何为公共”受到历史情境的限制，当代的公共交往需建立在平等、真实、真诚、可理解的基础上。阿伦特说，“作为共同世界的公共领域既把我们聚拢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倾倒在彼此身上”。公共哲学尤其在意发挥言论中的理性力量，是平等的个体在公共领域中进行言语沟通。而公共关系学相对而言更注重关系的维持本身。
在我看来，互联网给好的公共言说提出了更多要求。首先，任何言说，即使本身是有对象的，在互联网中也会失去对象。所以，在言说的时候，要尽量想象一个最大意义上的公众。
比如，杜中兵的发言看起来是在迎合自己品牌的消费群体，夸赞他们收入水平高，但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激怒了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人”，即使他们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翻车的原因在于，杜中兵选择将自己公开发言局限在投资者或品牌现有消费群体之中，而忽略了更广大的公众，以及公众对于一家餐饮公司的公共期望。
其次，互联网中的任何言说都会失去语境。因此，不要期望上下文能为发言者辩护，而是要尽可能在一个句子中把意思表达完整。如果看过张丹丹的完整访谈，就会觉得公众多少有些误解她的意思。因为她实际上是说，在劳动经济学中，基于对时间的自由掌控，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而且她还提到，统计数据显示，有一部分人是自主选择灵活就业的。然而，短视频时代，往往不会给发言者完整的表达机会，更何况，这句被断章取义的言论是有违社会一般认知的。
最后，互联网中的公共言说者需要比“街角时代”有更多同理心，这意味着要发表有个人标识度的观点，但不能太过极端。极端意味着，你的发言总是只关照了一小部分人，而大部分听众是没有被考虑到的，而他们有可能是被你的言语冒犯的对象。
借用阿伦特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意见形成的过程是由那些用自己的头脑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的人所决定的，而这种想象力运用的唯一条件是，中立、不偏不倚和摆脱自己私人利益的束缚”。去私人化、去个人化，尽可能转换立场去思考，最后再回到自身，提出独属于自己但又包容他人的意见——这是身处互联网时代的我们锻炼自己公共言说能力的切实方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