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的一天，北京饭店，潘汉年被有关部门带走。消息传出后，许多人感到意外：这位长期负责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的老同志，曾在白区、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周旋，为党获取过大量重要情报，怎么会突然成为审查对象？
事情并非起于一朝一夕。潘汉年身上真正引发争议的，是两段特殊经历：一段发生在1936年前后，牵涉王明与国民党方面的秘密联络；另一段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与汪伪政权核心人物汪精卫见面，却没有及时向组织说明。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文化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逐渐显露出很强的组织能力。那时的地下工作，没有固定办公室，也没有安全通道，很多事情只能靠个人判断，稍有差池，便可能牵动整个联络网络。
1936年，潘汉年从苏联回国。按照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排，他本应尽快前往陕北，向中央传递重要信息。但在回国途中，他曾根据王明方面的意见，先在上海与国民党及相关人士接触，停留时间较长。
这次行动的性质，后来一直存在争议。可以确定的是，潘汉年当时承担了超出正常权限的联络任务，其中还夹杂着王明希望通过其他渠道向苏联方面传递信息的意图。问题在于，他没有把所有背景和具体过程及时、完整地向中央说明。
对于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的人来说，任务本身是否出于好意，并不能替代组织程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得知情况后，对潘汉年的政治敏感性产生了疑虑。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中央没有简单把他定为叛变，而是经过审查后继续使用。
这次风波留下了一个隐患：潘汉年确实有能力，但在处理极端复杂的关系时，容易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越强，越容易形成“事情由自己掌握即可”的错觉。对于秘密工作者而言，这种错觉往往比公开的失误更加危险。
抗战时期，潘汉年在上海、华中一带负责情报和统战工作，与李士群保持过联系。李士群早年曾是中共地下人员，后来投降国民党，又投靠日本，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特务头目。这样的人提供情报，当然不能轻信，但敌伪内部的消息又有现实价值，完全拒绝也可能错过战机。
1943年，潘汉年为了解日军动向，前往上海、南京一带寻找李士群。经过对方安排，他被带到一处宴请场合，意外见到了汪精卫。这个见面并不是中共中央事先批准的正式谈判，也不是潘汉年主动提出的政治会晤，而是敌伪方面有意安排的一场接触。
据后来的材料，汪精卫当时试图利用这次会面制造政治声势，向日本方面显示自己仍有复杂的对外联络渠道。潘汉年在席间没有代表中共中央作出承诺，停留时间也不长，随后带回了一些有关日军和汪伪内部的情报。
真正致命的地方，不在于他有没有当场说出什么，而在于回到根据地后没有立即把见汪精卫的经过报告给陈毅及上级组织。面对这件事，潘汉年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没有答应对方条件，也没有造成直接损失，或许可以不必上报。
可秘密战线最忌讳的，正是“自认为问题不大”。陈毅后来得知此事，十分震怒，责问道：“你怎么能把这样的大事瞒下来？”在陈毅看来，如果潘汉年当时就说明情况，组织还可以及时研判、采取补救措施；拖了十多年，证人、文件和现场情况都难以核实，性质自然完全不同。
1955年3月，党内开展整风和审查工作，要求干部检查历史问题。潘汉年最终写下材料，交代了1943年与汪精卫见面的经过。材料上报后，中央决定对他采取审查措施，随后将其逮捕。北京饭店的那次带走，正是这场审查由组织处理转入司法程序的节点。
此后，潘汉年被撤销职务并判刑。审查过程中，1936年前后的联络问题也被重新提起，并与1943年的隐瞒行为相互叠加，使他被怀疑存在“内奸”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潘汉年并未被证明向敌人提供军事机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主观上有叛党目的，但特殊身份和长期隐瞒，使案件在当时被作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
1977年，潘汉年在湖南长沙病逝，终年71岁。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明确指出将他定为“内奸”、逮捕判刑并开除党籍，属于错误处理，是建国以来的一起冤案，应予彻底纠正。
陈毅当年的怒斥，针对的是隐瞒和擅自判断，并不等于对潘汉年一生工作的全盘否定。历史材料后来逐步厘清后，潘汉年没有被认定为叛徒，但他在关键时刻没有遵守请示报告制度，也确实给组织审查造成了严重困难。正因为功劳与失误同时存在，这段往事才显得格外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