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四川秀山，一辆军区专车停在欧百川家门前。来人带着贺龙的口信，请他前往重庆。此时的欧百川已经离开军旅多年，在乡间过着近乎普通农人的生活，没想到昔日老战友仍记得他。
重庆军区的宴会上，贺龙特意把欧百川介绍给团以上干部。席间，他没有只谈往日战功，而是反复说起这个人的性格：敢担当，能办事，关键时刻靠得住。随后，贺龙向中央和贵州方面推荐欧百川，促成他出任贵州省副省长。
这份信任，并不是一场旧交叙旧。
1894年8月，欧百川出生于贵州。他读过私塾，后来进入贵阳模范中学。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城市谋职，而是回乡办学馆，当起教书先生。那时的贵州，地方势力复杂，读书人的出路并不宽，欧百川后来进入保安警察系统，逐渐接触到军政事务。
他早年还曾在严伯海组建的东北游击司令部担任军需部长。军需工作看似不在前线，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组织能力。部队缺粮、缺械、缺饷，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会直接影响作战。欧百川由此积累了带兵和统筹方面的经验。
后来，他所在的队伍编入贺龙部。两人一个善于统率，一个敢于冲锋，很快形成了特殊的信任关系。欧百川作战时常常身先士卒，部下给他留下“猛士”的印象。这个称呼，不是因为他只会拼命，而是因为他在危险处敢作判断。
桃源县一战，贺龙部击败北洋军，缴获了不少武器物资。欧百川在战场上的表现格外突出，既能带队突击，也能根据局势调整部署。贺龙看中的，正是这种不蛮干的勇猛。
北伐军进军湖北后，在公安县陡湖堤一带遭到卢金山部阻击。战局一度出现波动，欧百川率部顶住压力，重新组织进攻，打破了对方的阻击。贺龙对他的信任，也是在这样的硬仗中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百川，有你在，我不退。”
这句话是否为当时的完整原话，史料记载存在差异，但它确实反映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贺龙把欧百川看作可以托付战局的人，而欧百川也愿意在最险处替部队扛住压力。
1927年，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迫害，南昌成为反击的关键地点。起义原定于8月1日凌晨举行，然而由于消息泄露，部队不得不提前行动。
当夜，欧百川奉命负责省政府一带的警戒。起义部队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城内各处都在等待信号。省政府卫队有人试图逃离，欧百川所部开枪阻拦，枪声打破了南昌深夜的寂静，也使分散在各处的起义部队迅速响应。
因此，后来不少回忆材料把欧百川称作“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的人”。严格说，南昌起义并非由某一个人单独完成，提前开火、各部响应和全城战斗构成了完整过程。但欧百川所部的枪声，确实成为起义正式爆发的重要信号之一。
8月3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准备南下广东。战斗接连发生，部队在转移途中遭受重创，许多将士失散。欧百川也在撤退中被俘，后来设法逃脱，转入罗启疆所属部队，担任参谋主任。
脱离贺龙部，并不意味着欧百川放弃了自己的判断。1941年，他接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二师师长。此时，陈诚等人试图削弱、吞并这支部队，欧百川长期隐忍，试图保住部队的基本建制。
1942年，矛盾彻底爆发。欧百川发动兵变，事件很快被平息，他本人也被迫离开军队，进入陆军学校学习。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家人遭到扣押，年仅8岁的儿子又意外坠楼身亡。这样的变故，使他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欧百川带着家人回到秀山，过起隐居生活。曾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军人，后来下田务农，生活落差极大。但他并没有借旧日身份谋求特殊待遇，只是在乡间安静度日。
贺龙没有忘记他。1950年，贺龙把欧百川接到重庆，详细了解这些年的经历，并请他为新政权工作。欧百川到贵州任职后，分管和参与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办事认真，处理问题较为稳健。
遗憾的是，政治风云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1957年，欧百川被划为右派。1966年后，他又受到严重冲击。调查人员试图逼他承认贺龙曾经“叛变革命”，欧百川始终不肯违背事实。有人斥责他，他只回答：“没有的事，不能乱说。”
1970年，欧百川在长期劳改和疾病折磨中去世，终年76岁。1979年，他得到平反，相关历史评价也被恢复。那个曾在南昌城内以枪声迎来起义的人，走过战场、军校、乡村和省政府，命运几经沉浮，却始终没有改写自己亲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