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1月7日，广东虎门外的大角、沙角炮台，英军登陆后很快逼近清军营地。炮台并非毫无防御条件，位置也谈不上难守，可守军没有等到短兵相接，便纷纷撤退。英军记录称，许多清兵从炮火打穿的缺口逃走，部分士兵甚至在逃跑途中被击中。
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晚清军队的失败，并不只是枪炮落后，更在于许多部队已经失去了接战的意志和基本训练。白刃战从来不是单纯比谁胆子大，真正拼起来，靠的是队形、纪律、体力、兵器使用和临阵服从。
清军并非天生不会近战。
明末清初，八旗军以骑射和冲击闻名。明人熊廷弼曾描述后金军的作战方式：重甲兵在前，锐兵在后，前队即便伤亡惨重也不轻易退却，后队则趁势压上。这种打法看似残酷，实际上依靠的是组织和纪律。
兵器只是表面，战术才是骨架。
清军入关后，八旗军在相当长时间内仍保持着较强的野战能力。康熙年间的雅克萨之战中，清军围攻俄军据点，曾多次与前来增援的哥萨克发生近距离战斗。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兵擅长利用盾牌掩护，配合长矛和刀具作战，对清军而言，这类部队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
不过，不能把一次战斗的胜利简单等同于整个清军都强悍。藤牌兵本就经过专门训练，且承袭了明郑军队的作战经验，属于清军中的特殊力量。它的存在恰恰说明，白刃战需要专业化训练，并不是士兵拿上刀枪就能完成。
乾隆时期，清军远征廓尔喀，也曾从黑龙江地区调集索伦兵。索伦兵以骑射、耐寒和近战能力见长，在高原山地作战中承担了较重任务。清廷奏报中对战果多有夸张，但索伦兵能被反复调往边疆，至少说明当时军中仍有一批训练有素的部队。
问题出在“少数精锐”无法代表“全军状态”。
清代前期，八旗和绿营都有固定编制。随着承平日久，八旗生计困顿，绿营则逐渐沦为地方治安力量。许多兵丁长期不操练，武器保养也敷衍了事，军官更关心缺额、粮饷和差使，而不是如何把部队带上战场。
1841年，关天培在广东整顿防务时，就遇到过士兵不愿进炮台的情形。有人以洋军船炮强大为由拒绝出营，还要求补发费用。关天培甚至设法筹钱安抚，士兵才勉强进入阵地。到了夜间，又有人翻墙逃走。
这不是一场白刃战失败，而是连白刃战的机会都不愿面对。
有人会说，英军有火炮、火枪和舰船，清军打不过并不奇怪。话虽如此，可太平天国战争暴露出的情况更难解释。金田起义初期，太平军装备杂乱，许多士兵出身农民，缺乏正规军事训练。可在一些战斗中，清军面对人数并不占优、训练也不系统的太平军，仍然出现了成建制溃逃。
独鳌山一带的战斗便是典型。太平军以佯动牵制清军，再派小股兵力冲击营地，结果清军阵脚迅速瓦解。清军将领乌兰泰对此十分震惊，认为上千官兵竟抵挡不住少数敌兵。这种溃败，已经不能只用武器差距解释。
更能刺痛清廷的，是八旗和蒙古马队在太平军北伐中的表现。太平军北伐部队虽然骑兵装备不整，战马也多为民间征集，却曾迫使部分清军骑兵退却。战场上最可怕的不是敌人冲过来，而是己方队伍先认定“这一仗不能打”。
白刃战尤其考验这种心理。
冷兵器时代，士兵只要敢于贴近敌阵，尚可能依靠人数、勇气和个人武艺制造杀伤。到了火器时代，刺刀冲锋必须建立在射击、队形和指挥配合之上。士兵要先在枪火中保持队列，再在军官命令下完成突击，任何一个环节松动，冲锋就会变成逃跑。
晚清军队偏偏长期缺少这种训练。
1859年，闽浙总督庆瑞整顿军务，从省标八营中挑选千人操练。福建布政使张集馨前往观看后发现，真正参加操练的不过三四百人，其余人忙于扛旗、鸣锣、吹号。武器也十分混杂，少量枪械之外，许多人只拿短棍、铁叉和藤牌，操练更像仪仗表演。
“这样也叫操练？”旁观者的疑问，并不夸张。
洋务运动之后，清军部分部队换装洋枪洋炮，北洋军的武器也达到亚洲较先进水平。但装备更新没有同步带来制度更新。甲午战争中，清军不少部队不会利用地形，射击训练粗疏，遇到近战便丢枪溃散。日方记载带有明显的敌对立场，不能照单全收，可清军在平壤、辽东等地的失利，确实证明新式武器没有自动变成战斗力。
1900年，清军和义和团部队在对外作战时并非人人怯战，部分官兵抵抗相当顽强。遗憾的是，射击缺乏准确性，指挥混乱，弹药消耗与实际杀伤不成比例。火器时代，枪打不准，队形站不住，刺刀也就失去了依托。
军饷问题同样不能忽略。清末不少兵丁所得微薄，军官又层层克扣，士兵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让一群长期受欠饷、缺训、受欺压的人，在关键时刻为腐朽的军制拼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要求。
所以，晚清军队不会打白刃战，并不是某个民族突然失去了勇气，也不是所有清兵都不敢杀敌。真正变化的是军队的组织方式：旧式精锐逐渐衰败，新式训练迟迟未能普及，军官体系腐化，兵丁与国家之间也缺少稳定的信任关系。
刀枪换了，操场上的虚假操练没有换；军服变了，临阵逃跑的旧习也没有换。到了辛亥革命前夕，许多清军部队看似装备齐全，实际上仍经不起连续冲击。白刃相接之前，队伍往往已经在心理上先垮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