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外国人曾问:“你们不断提出那么多倡议,有什么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受邀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线上课堂讲述:“倡议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的理念,而理念决定行为。”此次线上课堂,收看人数据悉已超过100万。此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笔的一书受到极大关注。现将此次线上课堂的第一部分发布,剖析世界“五难并行”与“四大赤字”下的中国选择与担当。其余部分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全文约8100字,预计阅读时间2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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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2025年9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提出了一个重大倡议,即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提出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我和研究院的同事们,即刻在我校党委书记张东刚的带领下,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我想,这本书应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本全面阐释全球治理倡议的专著。在此,我代表整个撰稿团队,借助“红旗出版”这一平台,与各位一同分享全球治理倡议,并从一位智库学者的视角,阐述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刻价值。
▲《全球治理倡议: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9语种) 主编:张东刚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我向各位系统讲述的十个章节的内容。这十个章节恰好对应着我将阐述的十个要点:
首先,探讨全球治理倡议因何提出,其宏观背景是怎样的。其次,我想与各位分享,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在理论上是对传统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理论的一种超越。接下来的五点,将聚焦于习近平主席在阐释全球治理倡议时所阐述的五项核心理念,分别是: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力求实效。最后三点,我会讲述当前全球治理倡议所面临的诸多时代挑战。此外,如果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得以持续推进,我们或将面临整个世界体系的重构。因此,最后我将与大家一同展望未来的愿景。
这十个章节,既是这本书的主体内容,也是我个人对此问题的思考折射,其背后更体现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作为一家新型智库,我们的研究团队对这一议题的集体思考。
在正式讲述全球治理倡议之前,我想插入一段插曲。过去十多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经历着一次翻天覆地的、颠覆式的变化。我印象深刻的是,大约在2008年,那时中美关系远不像如今这般紧张,甚至可以说,在2008年前后,中美关系一度是相当不错的。主要的背景在于,2001年“9·11”恐怖主义事件后,美国希望与中国一道反恐;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又希望中国能增持美国国债。正是在那时,许多人开始发现,中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记得那时我在美国工作,许多美国学者都会问到一个我当时难以回答的问题。在2008年,他们问:“你们中国未来究竟想要什么?”言外之意是,在2008年,我们刚刚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很快又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眼看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一些美国人开始预测,中国迟早要在2030年或2035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但那时,中国愿不愿意参与全球治理?坦率地讲,“全球治理”这个词在2008年前后,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其意。而当时,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主张并首次召集了G20峰会,美国、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领导人齐聚华盛顿,讨论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以及后续全球治理的走势。那时,对于全球治理究竟如何展开、如何治理,中国人其实鲜有思考。
很快,2010年我们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召开十八大。2013年、2014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们不断参与到全球的各种互动之中。随后在2016年,中国首次主办了G20峰会。再之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逐渐成为积极的全球治理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
这时,我们突然发现,对于中国想要什么,我们自己的认知越来越清晰,而世界对“中国想要什么”这个问题也逐渐开始了解。这个我们自身认知变得清晰、世界逐步了解我们的过程,是近年来才逐渐显现的。这几年我们提出了怎样的设想?各位都耳熟能详,便是四大倡议。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而在2025年9月1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这四大倡议,典型地阐明了“我们要什么”——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恰恰证明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希望全球未来如何发展的深厚逻辑脉络。
因此,在讲述全球治理倡议之前,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过去三四年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的这四大倡议,它们各有侧重,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全球发展倡议,聚焦于推动国际发展合作。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着眼于协商解决国际争端。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则致力于文明交流互鉴。而2025年9月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确定了全球治理体系机制改革的方向、原则与路径。也正因如此,这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了强劲动力。
有外国友人曾问我:“你们不断提出倡议,倡议有什么用?有用吗?”我曾在多个国际场合反驳他,我说:“你看,倡议背后折射的是我们的理念,而理念决定行为。”
美国倡议的是什么?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这种理念就注定其行为更多是单边主义,更多仍是霸权、霸凌、霸道。而我们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其深层价值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种理念决定了我们更多采取的是多边主义,是不断合作,是通过发展合作构筑安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去体现中国的国际担当、世界情怀与全球视野。
这四大倡议目前来看,实际上已形成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并且是一个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因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而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二者是有机统一的。凡任何国家冀图发展,若无安全作保障,是行不通的;同样,一个国家若想保持长治久安,没有经济发展,也绝不可能。所以,发展是安全的基础。
2025年8月,我去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大家猜猜是哪个国家?南苏丹,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
他们的执政党叫“苏人解”,即南苏丹人民解放组织。我用英文向他们阐述,中国为何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全面解决了安全问题——用我们国内的话说,就是解决了“挨打”问题,而后又渐进地解决了“挨饿”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体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根基。
那么,现在我们要解决“挨骂”问题,就要推动文明互鉴,这便是第三个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文明互鉴,正是增进理解与互信的关键。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解决了安全,推进了发展,还要促进文明互鉴。而实现这一切的终极制度保障和未来推进的步伐与措施,就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我们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去,这正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根本基础。
换句话说,讲得通俗一些,就是古人所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也是古训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蕴含的重要根基。
我在南苏丹时,他们就表示,南苏丹现在虽然人均GDP位居全球末尾,但他们未来也要解决安全问题,要解决发展问题,此时他们需要中国的帮助。每当我讲述到他们关切的要点,他们中央委员会两百余人集体鼓掌,并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一刻着实令人感动。可见他们对中国思想、中国理念的高度认同。这种感觉,我在非洲一些其他国家、在东南亚国家也同样经历过。
马来西亚对中国的诸多理念高度认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这类全球理念深表赞同。我去了俄罗斯、中亚、中东,这些理念也同样得到了广泛赞同。这恰恰说明,在中国过去数十年不断清晰化其全球治理观念后,中国获得了世界的肯定。因此我们看到,在提出前三大全球倡议之后,我们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是极有必要,也极富针对性的。因为当前全球性危机与风险普遍存在,我们不仅主张全球共同发展、保障安全、文明互鉴,更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治理方式。
此时,中国推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为全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即系统性地回答这个世界由谁来治理——不能无人治理,大国小国都应参与其中;为谁而治——归根到底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类自身;以及如何治理——需要有一套方法论。这便是在回答由谁治理、为谁治理和如何治理这些关键问题。因为世界正陷入混乱,正处在一场巨大危机之中。
我指出,当前世界处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处在“五难并行”之中。即在世界历史上,影响人类命运并冲击我们日常生活的五大灾难,同时在一个时间段内发生,这在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的近八十年里,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哪五大危机?第一,战争。从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到2025年,全世界爆发了数十场地区冲突与战争。很多人可能以为只有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并非如此。在苏丹、在也门、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也爆发了许多地区性冲突。这是第一。第二,疫情。传染病。第三,气候变暖。我们整个世界气候的变化令人大跌眼镜,许多是难以想象、完全反常的极端气候。
第四,经济萧条。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可以说是过去二三十年乃至四十年以来,平均增长率几乎处在最低点。
第五,粮食危机。现在贫困问题严峻,许多人吃不饱饭。看看加沙,看看全球范围内,绝对贫困人口如今依然在攀升。所以应该说,尽管现在没有像2008年那样以美国为主的金融危机被冠以全球性危机的名号,但实际上,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场全球性危机之中。这就是我此前文章中所说的“五难并行”。
所以,在这样的时刻,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在“四大赤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宏大背景下,面对全球治理的困境,中国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旨在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再简要解读其核心理念,也就是“五大坚持”,后面会一一阐释: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还有坚持力求实效。这恰恰是全球治理所应具备的五大支柱,以及应当推动的措施。
如今,中国的崛起,也为世界发展提供了重大的理念基础,这便是刚才我讲的四大全球倡议。在这一进程中,与全世界紧密结合,与每一个国家利益都密切相关的,就是我将马上为大家掰开揉碎来讲解的全球治理倡议。它同样具有理论创新的价值与实践的意义,它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东方智慧,确立问题导向和解决问题的导向。
接下来,我将通过十个方面,更进一步、更具体地为大家一一进行剖析。
首先,我想讲的是,为什么会有全球治理倡议?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为什么会提出这项倡议?在我看来,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有其强大的时代背景。我们看一下,2025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点:它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所以,2025年这个节点至关重要。应该说,过去八十年,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多边体系,一贯彰显出去殖民化、维和行动等理念,展现出了它的韧性。然而,问题来了。我们常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多边体系,一个十分重要的大国基础,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尤其是其中综合国力最强的美国的鼎力支持,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但如今,用我们网民的话说,美国多少有些“摆烂”了,退出了大量多边主义体系与平台。更重要的是,大国博弈从传统地缘对抗——例如俄乌冲突背后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抗俄罗斯——不仅停留在地缘对抗层面,还蔓延到了科技与规则的竞争中。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也从局部风险的演进,转变成系统性挑战。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哪些呢?恰如我方才所说,气候变化、反洗钱、恐怖主义、非对称战争,以及种种与传统军事战争形态不同的威胁。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该有什么作为呢?正如我此前所讲,过去两三年里,中国陆续提出四大倡议之后,正不断围绕全球治理,提出更多主张。
这些主张,一方面肯定联合国的成就。过去八十年,联合国自然成就斐然:主权平等原则的确立,开展诸多维和行动,推动集体安全与人权保护等等。但问题就在于,联合国运行了八十年后,其权威正受到巨大挑战。这是因为诸多新兴挑战层出不穷,根本无法从中治理,依靠联合国去推动,往往解决不了。因此,一方面要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另一方面还必须推动大国切切实实支持联合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所以,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实际上是在“四大赤字”不断爆发的现实中提出的。什么是“四大赤字”?首先是和平赤字。换句话说,“赤字”大家都明白,意为入不敷出,成为负数了。和平赤字指的是人们对于和平的迫切需求,与和平所能够满足的现实条件之间的差距。大国间持续博弈,导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愈发频繁,集体安全机制失效。
过去,联合国好歹还能发挥一些作用,比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联合国发挥了作用;随后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撤出科威特,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你看当下,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持续了将近三年,很多时候联合国意欲表决,最后却因美国一家否决,就是无法解决,不断酿成人道主义灾难。种族灭绝的死亡人数,据说如今三年下来,恐已达一二十万之众。这是第一个赤字。全球治理需要解决的,正是关乎和平问题的赤字,要通过各方大国协调,恢复更多和平。
其次是发展赤字。当前全球财富分配极不均衡,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缓慢。
2015年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是潘基文先生。2024年在我协调下,潘基文先生前来我们人民大学授课讲学。他抵达时是我去迎接的,当天晚宴上我也陪同相关领导接见,并坐在他身旁。他自己也承认,他非常难过。因为2015年在他任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即2030年要实现的目标,如今看去,距离2030年终结期还有五六年时间,他提出要在2030年全球绝对消除贫困、绝对消除文盲,一共涵盖十七大目标。结果是这十七大目标的完成进度如何?大约只有25%。
所以,前秘书长潘基文说他感到难过,目标越来越遥不可及,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尤其自2020年疫情以来,全世界财富分配日趋不均,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在2014、2015年前后,法国有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叫皮凯蒂,他写了一部著作叫《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在中国亦有销售。他就阐述道,全球财富分配未来会愈加不均衡。此书出版已逾十年,现今看来,仍觉其意义十分重大。
他指出,未来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性收入增长的速度。请大家细细品味这句话:如果你拥有财产,你有房产出租,有股票增值等等,这些财产性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你单靠劳动涨工资要快得多。所以,坐拥财产的人,其财富增长更快;而无财之人,仅凭劳动增收,其增速必然不及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如此,全球财富分配便愈发不均匀。
你看看像美国,马斯克的财富量级已近万亿。如此巨大的财富分配不均,背后其实就是发展赤字。我在南苏丹时,感到无比难过。我去过非洲十几个国家了,赴南苏丹前,我内心深处已有诸多心理准备,但万万没想到,抵达后,南苏丹的贫穷还是超越了我的预想。整个首都朱巴,连一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还是柏油路;几乎90%以上的人都居住在铁皮盒子般的栖身之所,像集装箱改造的那种。整个首都也就那么两三家超市,其中条件最好的一家,还是中国人开的。人均GDP仅仅一百多美元——要知道我们中国是人均1.3万美元左右,它是一百多美元——而且治安还非常差。你说这样的国家怎么办?如此穷困。非洲类似这般的穷国,我此前还去过一些,例如马里、贝宁,真是难以想象。
第三则是安全赤字。许多这类国家,越穷就越动荡。更重要的是,不只是部族之间的动荡和安全上的相互威胁,还有技术失控带来的复合性威胁,以及AI技术。试想,一旦掌握武器的人失控,或部族失控,就更具安全赤字了。
在此种情势下,治理亦出现赤字,也就是说,越来越多国家出现了制度失灵与信任崩塌。在南苏丹,我们险些就去不成了,因为差一点就处在内战的前夜。还有许多国家也出现此类现象,制度失灵。我走访过非洲不少国家,这自然是最糟糕的景象之一,因为人人持枪,制度根本禁绝不了枪支。
如今去美国,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枪支泛滥禁不了,甚至其制度还保护人人有权拥有枪支,导致在美国也出现了这种国内治理赤字。在美国,每年你都无法想象,他们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每年有四万多人死于枪击。其中一半是因枪击事件不幸丧生,另外约一半,大概两万人,竟死于美国警察的枪下。你能想象吗?两万人是什么概念?每年被美国警察打死的人有两万人,这可是美国自己的统计与公布的数字。什么概念?换算下来一天差不多有七十人左右,在这个国家被警察夺去生命。你说这难道不就是制度失灵吗?关键是,到了最后,各方竟还各有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国际机构难以化解当下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面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中国应该有何作为?中国自然应当拿出我们的方案。我们要通过自身不仅治理好自己国家的能力,而且把这种能力建设的过程,不仅用于提升我们自身的治理能力,还要把我们提升治理能力的经验分享给全世界,去弥补这些赤字,去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因此,面对和平赤字与传统军事同盟的局限,中国要彰显我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面对发展赤字,我们要体现出中国聚焦于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数字互联互通等关键领域,推动发展资源向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倾斜,助力全球发展事业重回正轨。
如今,我们在非洲承建了大约百分之七八十的基础设施建设。面对当下的安全赤字,我们一方面当然要弥补规则,要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还倡导技术向善,要去设立新的全球智能科技、数据安全与合作的规则,以防范新兴技术风险,包括网络攻击、致命性自主武器、生物实验泄漏等新技术的风险。
面对这些治理赤字,我们也要持续呼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去修复制度的“短板”,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增长诉求。
因此,我这一段阐述的“四大赤字”,恰恰是全球治理倡议诞生的重大背景,也是过去三四年我们提出四大倡议的一项重大背景。
这段重大背景的根本意义何在?就是在我们四位一体地提出全球倡议的过程中,它是有明确指向的,它指向了当前人类和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危机。这些重大危机,已发展到自二战结束以来的一个低谷。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强国,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像2008年前后那样去参与全球治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过去被动地融入,转为主动地引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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