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书记人选定下，彭涛却往后退了一步。
桌上的安徽地图还没完全摊平。长江在纸上横着，把皖北、皖南切成两块；江淮、皖西、淮北几个区的名字挤在一起，旁边是渡江战役前线急需的粮、船、民工。
偏偏就在这时候，皖北区党委书记的人选出了岔子。
上级原来考虑彭涛。彭涛却没有一口接下，他熟皖西，却不熟整个皖北。那里有老根据地，有新解放区，有不同系统转来的干部，还有刚刚接管的县城。
这活儿，不只是坐办公室。
彭涛把人推了出来：曾希圣更合适。
曾希圣那时四十多岁，湖南资兴人。早年读书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入党，走过黄埔、兵运、苏区、长征，又在军队机关长期做情报工作。
他的履历里，有一段很少被普通人记住。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七师成立，曾希圣任政委。七师的活动范围在皖中、皖江一带，铜陵、无为、含山、桐城、望江这些地方，都在他的工作半径里。
他不是临时被派到安徽的外来干部。
地图上的那一片，他走过。
一九四九年二月，淮海战役结束不久，渡江战役已在眼前。总前委提出，安徽需要统一领导，否则江淮、皖西不能合在一盘棋里，后勤、支前、接管都会受影响。
很快，安徽省委的架子先搭起来。
宋任穷任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军区政委，谭启龙任副书记，曾希圣任省军区司令员。任务压下来，不是开会摆名单，而是马上征粮、找船、修船、组织支前。
船要能过江。
粮要能送到。
干部要能下去。
可战局跑得太快。到四月，皖南尚未全部解放，省委暂不正式统一运转，长江南北分设皖北区党委、皖南区党委。宋任穷转往南京工作，皖北这边要重新排班子。
这才有了彭涛那一下退让。
彭涛不是没干过地方。挺进大别山后，皖西区党委就是他担任书记，第三纵队不少干部也转入地方工作。他知道开辟新区不容易，更知道一个区党委书记面对的不是一张任命书。
皖北不只是皖西。
那里既有江淮老区，也有淮北各地委，还有刚接收的城市和乡村。土改、支前、剿匪、建政，哪一项慢下来，都会牵动全局。
彭涛看得明白：曾希圣在皖中有基础，又能抓军队。
这个判断很要紧。
因为当时给曾希圣安排的本来偏军事：省军区司令员，后来又是皖北军区司令员。按常理看，让一个长期做军队和情报工作的干部去主政地方，似乎不顺手。
可皖北那摊事，偏偏离不开枪杆子和地方组织一起动。
解放初的安徽，山地、水网、圩区交错。皖西、皖南不少地方仍有残余武装和匪患，县区政权刚建起来，干部下乡常常要带武装。只会开会不行，只会打仗也不行。
曾希圣两边都碰过。
他在新四军第七师时管过部队，也管过根据地。到解放战争时期，又任过华东野战军纵队政委、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豫西军区司令员。
豫西也是新区。
剿匪、建政、发动群众，这些事他不陌生。
于是，皖北区党委书记最后落到曾希圣肩上。这个任命后来写进他的履历：皖北区党委书记兼皖北军区司令员。
可曾希圣心里并不全是得意。
多年后，他同张恺帆谈起这段往事，话里带着一点酸味：这个区党委书记，是彭涛让给他的。
这句话听着像牢骚。
一个老资格干部，二十年代入团入党，做过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做过新四军主力师政委，开辟过皖江根据地，到头来却说自己连个区党委书记都是别人让出来的。
他在意的，不只是官位。
他在意的是组织最初没有直接把地方主官交给他，而是先把他放在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对一个在安徽旧根据地经营多年的人来说，这里面有落差。
但任命书落下，事情就不能停。
合肥、蚌埠、芜湖以北的许多县城，陆续进入新政权接管节奏。皖北区党委要管干部调配，要管支前收尾，要管恢复秩序，还要面对水灾、生产和城市接收。
曾希圣坐到这个位置上，第一件事不是解释自己怎么来的，而是把皖北这台机器转起来。
一九五二年一月，皖北、皖南合并，安徽省级建制恢复，中共安徽省委成立，曾希圣任省委书记。几年后，他又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当年那句“让出来的”，被时间悄悄压到履历深处。
他后来主政安徽多年，也一度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二书记。到一九六二年，他离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专任华东局第二书记；一九六五年秋，又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曾希圣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十年后的七月十八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会场正中放着他的遗像和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曾经在皖北地图前接下那副担子的人，最后只剩下这一方安静的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