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清晨，北平久违的晨钟声回荡在城墙之上。城门开启，解放军第184师率先入城，街道两旁的百姓簇拥而立，目送国军部队鱼贯而出。短短十来天，驻城25万名国军官兵已在城外指定地域集结，静待命运改写。人们常说战火无情，可对这些士兵而言，接下来的安排更关乎生死去留。
负责接收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将改编大体分成四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熔炉融钢”——把最上层指挥机构先行并入解放军原有序列。第四兵团、九兵团等两个兵团部被纳入东野十三、十九兵团；原九十二、九十四、一零四等八个军部也悉数并入各军区司令部。兵不散，变的是番号与旗帜。有人疑惑：“原本交战，你我兵戎相见，转眼就成一家，能行？”聂荣臻只答了一句：“打仗靠队伍，建国更靠人，先把车厢挂到机车上再说。”一句话，点明了“整合”重于清洗。
第二道工序，可称“分装”。受降后的整军从45个步兵、1个骑兵、若干特种部队中挑出战力较完整的25个师，改成“独立”番号，以保持编制骨架。独立第五十三、第五十五、第二十四、骑兵独五等一长串新建制在3月前全部成型。改成独立师并非暂时放在仓库，而是为了方便下一步分拨；就像把散煤先压成煤球，搬运才轻松。
随之而来的第三道工序是“拆箱配货”。3月下旬，各大野战军陆续派车、派粮、派干部到北平郊区挑选、接走。六十七军牵走独立五十三师，三十八军一次要了两个师——独立二十一和七十一。四十四军挑中第四十七与八十七两个老牌部队。分散编入法的好处很快显现：老兵看到新部队的伙食、纪律、待遇，比肩联营，心里那点犹豫慢慢化开。
“留下还是走？”成了第四道工序的核心。3月初，前委发出通令：愿去者给路费三个月，保送回乡；愿留者统统重考政治，重新定职。连以上军官多半是旧军队骨干，给副职或参谋的位置，干得好留用，干不好再议。有人心有不甘，几位曾任军、师长的将领低声议论：“干副军？不自在。”也有人看得开，“打了半辈子仗，命还在，比啥都值。”最终，约一半主动离队。
甄别特务的插曲最为紧张。军统、中统在北平解放前渗透严重，不得不动把“大筛子”。各军政治部与地方公安配合摸排，限期自首、登记。到4月初，六十九军在独立三十四师里一次抓出潜匿特务三十余人；四十七军在原二六二师挖出兵痞恶霸四百余。处置结果大都依法惩处，少数从宽处理。雷厉风行，防患未然。
另一个棘手问题是“老小弱”。拉壮丁留下的40岁以上老兵多到吓人。独立三十四师7800人，竟有3100人属“奔五”一族。不拆就成拖累。总部干脆发放路费、粮票和起义证，点名送回乡。4月10日，遣散大体结束，返乡老兵在车窗外挥手告别，列车上，一个老家山西的老兵不停嘀咕：“回去种地也好，枪声听怕了。”
留队的12.7万人随后分三条线使用。其一，约5万人并入华北六个军区，以补充平津战役后的减员；其二，约5.3万人纳入东北野战军所属各军，在随即展开的渡江战役与解放海南作战中亮相；其三，2.4万人进入西北十九兵团，为横贯贺兰山的追击作战加码。值得一提的是，改编后的独立七十二师首战即在太原外围击溃阎锡山残部，以行动赢得“打得不错”的评价。
军官安置也别有味道。傅作义嫡系朱大纯被任命为第四十九军副军长，1955年进南京的高干院，1958年授衔大校；邓世通则在三十八军担任副军长，后来调军区参谋长。更有葛晏春、李士林等人出任兵团或军一级副职，对外宣示：“凡真心向人民，路子就有。”
随着夏秋清剿战事告捷，原起义师的番号陆续撤销，官兵融入新的集体。张家口某连老兵在日记里写道：“现在我也是解放军，衣服换了，两脚下的路还长，但心里踏实。”这句朴实记录，或许可以作为那25万人去向的注脚——一半回乡，一半留队，风平浪静地消失在浩浩荡荡的队列中。
到1950年底，曾经的第四兵团与九兵团仅剩下记忆。由其士兵改编而成的部队，在西南、海南、抗美援朝等战场接续出征；另一部分则把枪放下，成为地方建设的新生力量：修路、办厂、开荒。战乱终止，人各归位。起义书上那一排排签名，最终被写进档案，也写进了新中国的大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