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死亡教育领域有一本经典著作的话，那就是这一本：Death, Society and Human Experience，《生死之问：死亡、社会与人类经验》，现在它已经迎来第13版
为什么讨论死亡对我们如此重要？
文 / 陆杰华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
死亡，这个沉重而复杂的词汇，始终隐蔽在人类日常生活的阴影处。我们明知它早晚必然降临，在日常生活中却总幻想着它能够被遗忘、被延迟、被推远。这里所谈的当然是人类的经验世界：与生活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不同，人类自身不仅会意识到死亡，更会围绕死亡建构解释，并为它赋予不同的意义，这使得死亡超出了单纯的生理周期的终点。从古至今，诸多研究都将目光放在了死亡之上，《生死之问：死亡、社会与人类经验（第13版）》的出版，无疑又为这一人类恒久不变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公众触摸、体验、认识死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公共读物。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本书？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为什么对死亡的讨论对我们如此重要？
这本书的第一个重要意义，将对于死亡的思考关摄到更宽阔的“生命关怀教育”视野之中。理论上，完整的生命关怀教育应当涵盖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历程；但现实中，我们往往习惯性地聚焦于“生”的一面，或者说生命更为积极的维度，而将衰老、疾病、痛苦与死亡排除在外。然而，若要真正理解生命的真谛，我们必须直面那些不那么愉悦、明亮的时刻——衰老、失能、疾病、临终、离别，当然也包括死亡本身。为此，死亡教育也是构成生命关怀教育内核的关键维度：它引导我们如何面对人生创伤性的经历或事件，如何理解世界上持续发生的、往往带有应急性或者暴力性的死亡，以及如何在死亡面前处理一系列伦理难题；如何从个体生命周期的丧亲之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再社会化过程。换言之，我们如何看待死亡，就意味着我们如何看待生命。一个人对死亡的理解，会深刻影响他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在社会中行走、如何维持与世界的关系。
这本书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为身处这个死亡制度愈加复杂化的时代中的每个人提供了一系列可以去触摸、了解、思考的空间。
其一是人类对死亡恐惧的抵抗、拖延乃至消解。对抗死亡的努力与对永生的想象古已有之，如秦始皇求仙炼丹渴望长生，在人们对死亡“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的五阶段模型中，否认也排在最前。但人们对生命的延续、对死亡的拖延，则是在近现代医学发展之后才真正意义上具备了可能性。在医疗体系对临终阶段进行大规模介入，即死亡医学化（medicalization of dying）的宏观背景下，大量生命支持技术被投入使用，它们可以让人继续活着——至少在生理指标上是这么呈现的。
但生命的延长并不必然带来生命质量的改善和生命尊严的维护，对许多人而言，临终期医疗反而会制造新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我们看到了医疗健康领域中新的伦理反思，看到了安宁疗护服务体系的兴起，以及预立医疗指示制度的建立，人类正以新制度的重构来应对新的矛盾。
与此同时，人类对“不死”的迷恋在当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从商业广告中作用于外观的抗衰美容护肤产品，到作用于身体机能的抗衰老药物，再到人体冷冻保存等技术，人类注定死亡的自然规律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技术异化所侵蚀。若人类真的能健康地活到一百岁、两百岁，乃至更久，社会结构、代际关系、人口制度又将面临怎样的冲击？这些关于对抗死亡的提问，在本书第四至第六章中都获得了细致且深入的探讨。
其二则是人类对于宏观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具有群体意义的死亡反思。在现代社会，挽救生命变得更为简单的同时，毁灭生命也变得轻而易举。一方面是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医疗可及性、粮食与清洁饮水获取、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死亡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事件。慢病共病患病率、预期寿命、死亡率等指标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均是国家内部乃至国家间不平等的切实体现。
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制造死亡”则是人的同类相残，谋杀、战争与种族灭绝。在全球范围内，暴力性的死亡从未停歇。就在笔者撰写序言时（2025年11月），非洲的苏丹正在发生着大屠杀。这类事件迫使我们直面更沉重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人类对同类施加的暴力、对同类生命的剥夺？如果我们对这些非人道的事件怀有关切，感到悲痛、哀惋与愤怒，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才能永远不让这些事件发生？更进一步地，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博弈、跨国资本对资源的掠夺是否构成了这些悲剧的深层诱因？国际社会在面对国家内部或国家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时，是否应当（也是否能够）承担某种责任？本书的第八章为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笔者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借由这些讨论进一步思考死亡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思考如何对痛苦与不公做出回应。
当然，如今的社会还必须面对与死亡相关的第三类议题：人类如何认识自我生命的终结。长期以来，我们通常认为，个体无权结束他人的生命，除非这一行为被所处环境的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赋予特殊的合法性，否则这种行为在伦理与法律上都难以成立。然而，关于人是否有资格结束自己的生命，人类历史上的回答却始终摇摆不定。在多数宗教传统与文化观念中，自杀常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如同在英文语境中，自杀（commit suicide）带有将自我了断视为犯下某种错误、罪行或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行为的隐喻。但随着精神障碍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的增加，自杀事件也愈加频繁，这使得我们在讨论死亡时，无法回避人会主动终结生命这一可能性。
自杀当然是一桩文化-社会性的事件，与此相关的研究包括埃米尔·迪尔凯姆的经典论著《自杀论》；在中国，也有吴飞所著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围绕人类如何认识对自我生命的终结，至少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第一，个体是否拥有选择终结生命的权利？第二，若此种权利存在，那么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行使？个人可以成为他人结束生命的合法的协助者吗？目前，在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中，人们在承受极端的生理或心理痛苦时，可以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申请医学协助死亡（medical aid in dying）。这样一项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为结束痛苦，维系个体尊严提供了新的可能，还是带来了难以预见的伦理风险？第三，社会是否应当，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应当，为其成员承受的精神痛苦承担责任？本书的第七章与第九章对如上的问题有所探讨。
《生死之问：死亡、社会与人类经验（第13版）》
罗伯特·卡斯滕鲍姆 克里斯托弗·M·莫尔曼 著
彭小华 金俊华 译
新华出版社 2026年4月
总的来说，《生死之问：死亡、社会与人类经验（第13版）》包括了与死亡相关的几乎全部议题，从“死亡是什么”及其背后的宗教与文化意义，到与死亡相关的社会制度与人们应对死亡事件的诸多流程，乃至对何为生命的探讨，本书均有所涉及。书中既梳理了关于死亡的哲学、伦理学与社会学观点，也关注到了当下不断涌现的新议题，例如近年来美国反堕胎运动的激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伦理争议——对于人类而言，生命的起点究竟从何而算？因此，这本书不仅适合作为老年学、人口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相关学科的课程教材，更是任何希望理解生命与死亡的读者都适合阅读的公共读物。
近年来，与死亡相关的出版物不断增加，这一趋势本身就反映了公众对死亡这一议题的疑问、关切与求知欲。笔者真诚地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与死亡，也同时推动生命关怀教育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得到应有的关注与发展，并最终有助于实现人类共同的希冀，即“善终”。*
作者简介
罗伯特·卡斯滕鲍姆（Robert Kastenbaum, 1932-2013）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死亡教育领域的先驱学者。1977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一本教科书Death, Society and Human Experience，在韦恩州立大学建立了首个大学死亡教育和研究中心，并担任该领域两个重要期刊的创始编辑。他另著有《死亡心理学》《道林老了：青春真是唯一的珍宝吗？》及《在路上：穿越生死的最后旅程》。
克里斯托弗·M·莫尔曼（Christopher M. Moreman）
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海沃德）哲学与宗教研究教授。长期从事死亡和临终议题的研究与写作。他曾主编《劳特利奇死亡与临终指南》《通灵运动》，著有《跨越门槛：世界宗教中的来世信仰与经历》《亡者之法：僵尸、死亡与佛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