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与人言无二三”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这句话常见于中国古典的戏文小说，上句用了《晋书·羊祜传》中“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的典故，点出了世间万事的不尽如人意，下句翻出一层，又写出了人在面临这种不如意时的无可奈何，通俗易懂而又颇具智慧，故而为世人熟知。通常都认为这句话出自南宋末年诗人方岳（1199—1262）的诗《别子才司令》：“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自识荆门子才甫，梦驰铁马战城南。”第二句又作“可与语人无二三”。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在评价方岳诗的特点时也说：“他有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例如元明以来戏曲和小说里常见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一联，就是他的诗。”又特地拈出这首诗来作为他的代表作。
钱锺书《宋诗选注》
最近偶然读到朝鲜汉诗人李奎报的诗话集《白云小说》，云：
方春，风和日暖，百花竞发，良辰不可负也。遂与尹学录置酒饮赏，作诗累十篇，兴阑，因醉睡。尹呼韵，劝余赋诗，余即步韵而应曰：耳欲为聋口欲喑，穷途益复世情谙。不如意事有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事业皋夔期自比，文章班马拟同参。年来点检身名上，不及前贤是我惭。尹谓余曰：“以‘八九’对‘二三’，平仄不调。公于平日，文章浩汗激越，虽属百韵律，一挥而就，雨驶风迅，无一字瑕点。今为一小律反违，何也？”余曰：“我今梦中所作，故有不择发耳。‘八九’改之以‘千万’亦无不可，但太羹玄酒不下醋酢，大家手段固如是也。公岂知之耶？”言未讫，忽欠伸而觉，乃一梦也。遂以梦事具言于尹曰：“梦中便说梦作，此所谓梦中梦也。”相对胡卢，因戏占一绝，曰：“睡乡偏与醉乡邻，两地归来只一身。九十一春都是梦，梦中还作梦中人。”
说到自己与人喝酒赋诗、论诗，竟致醉而睡着。梦中又作诗，诗中正有“不如意事有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句，除“有”字方岳诗作“常”外，其余一模一样。而且，他在梦中与朋友还特别探讨了一下这句话的优劣：“八九”的“八”字平仄不调。此句第六字按律诗的规范，应为平声字，而“八”为入声。故而朋友建议他改为“千万”（“千”字为平声），他竟“狡辩”说现在是在梦境里，故可“不择发耳”。这首诗的本事虽较为离奇，或许是诗人因文造情的杜撰，但值得注意的是，《白云小说》为李奎报自撰的诗话集，而李奎报出生于金大定八年（1168年，即宋乾道四年），较之出生在庆元五年的方岳还要早三十年。如此，这一“元明以来戏曲和小说里常见的”诗联，首创者为方岳的判断，似有可商之处。
不过方岳似乎也不大可能直接读到并点化李奎报的诗用于自己的诗歌中。宋诗中有“以俗为雅”的习惯，有些地方会直接用当时民间流行的成语入诗。李奎报与方岳也都是受到这一习惯影响的诗人，或许此句在当时已经是民间流行的成语，被他二人分别化用在自己诗歌里也未可知。
改编“四喜诗”
中国传统文学讲究“无一字无来处”，所以对“来处”的追寻一直是研究传统时的一大课题。但对一些广为流传的诗歌名句、俗语典故进行溯源并非容易的事。如上述“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句，原以为追溯至方岳已是较为稳妥的答案，殊不知在域外的典籍里尚有更早的“来处”。而我在域外典籍遇见“惊喜”，这件事也非孤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容斋随笔》
有人曾以“人生四大喜”为题写过一首“四喜诗”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概括了一个人一生最幸福的四个状态。这首诗最早见载于洪迈的《容斋随笔》。这首诗现在家喻户晓的原因，除了意思通俗易懂而又颇为精辟外，它出现之后还“衍生”出一些有趣的故事，也延续了其在大众视野里的生命：即后世一直将它改编，或使意思更深一层，或使意思相反，甚至使之意味深长。这类改编都颇有意趣，故而能为人津津乐道。记载它的“改编史”较全的，是《清稗类钞》中的一则材料：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四句，见于世俗流传之《神童诗》，极言人生之乐事也。有以为不足者，于每句各增二字，曰：“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教官金榜挂名时。”或见之，犹以为未尽其乐，又改曰：“千年久旱逢甘雨，球外（此言地球之外，游于他行星之中也）他乡遇故知。三世洞房花烛夜（言相思三世，至今始得结婚也），黑奴金榜挂名时（言黑奴得免沉沦也）。”此盖极意形容其乐也。然又言其似乐非乐者，亦以《神童诗》改之，于每句下注二字，曰：“久旱逢甘雨，一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石女；金榜挂名时，副贡。”
可谓极尽谐谑之能事。而“改编四喜诗”能追溯到最早的例子，一般都认为是明代《万历野获编》中的记载：
向来有“四喜诗”曰：“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成弘间人曾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实之演为传奇。后因戊辰科有广文登第者，山阴王对南相国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万里”、曰“和尚”、曰“教官”以谑之，已堪捧腹。
可知将“四喜诗”的五字各增二字使其程度加深的始作俑者似是“山阴王对南相国”，即明朝后期的内阁首辅王家屏。但最近在徐湄的朝鲜诗话总集《青丘诗话拾遗稿》里见到了这么一个故事：
李牧隐先生入中国科场，以《四喜》为题，未遑属思，有蜀人先成曰：“大旱得甘雨，他乡逢故人。洞房华烛夜，金榜科名辰。”牧隐潜听其咏，欲阁笔更思之，以二字加于四句之上曰：“十年大旱得甘雨，千里他乡逢故人。无月洞房华烛夜，年少金榜科名辰。”乃呈之，擢为状元，蜀人次之。蜀人大恚，来见牧隐曰：“旱而得雨喜矣，十年二字何意？”牧隐曰：“十年久旱而得雨，则其喜当百倍于近旱。”又问曰：“千里二字何意？”牧隐曰：“千里之远逢，故其喜当百倍于近乡。”又问曰：“洞房华烛喜矣，无月二字何意？”牧隐曰：“无月之夕，华烛之光当倍于有月。”又问曰：“金榜科名喜矣，少年二字何意？”答曰：“少年之时荣光当百倍于老年矣。”蜀人听之良久，默然而退。
以增字为诗竟得状元自然是小说家子虚乌有之言。而后两句“无月”“少年”的增字，自然比“和尚”“教官”逊色不少（古代村塾教师，大多为屡试不第者。屡试不第之人突然考中的心情，细味之下自然比年少高中的喜悦程度要高得多）。但这条材料中提到的“李牧隐”却是元代朝鲜的大诗人李穑，则似又较之王家屏的改编“四喜诗”的时间要早不少。虽然事出附会，但此增字诗或是李穑或同时人的作品。如此，改编“四喜诗”的始作俑者为谁，好像又要打一个问号了。
“座中有妓，心中无妓”
有时“来处”的难以追寻，在于名句与典故在流传的过程中，会逐渐集中于一些家喻户晓的人物身上，将他们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或诗句的作者，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箭垛式的人物”。如明代的才子唐伯虎，清代的才子纪晓岚等，都是如此。而上引《万历野获编》中所说“成弘间人曾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实之演为传奇”，大概就是当时就有人将“四喜诗”与北宋的才子兄弟宋庠、宋祁联系起来，让他们也成了“箭垛式的人物”。不过好在《万历野获编》记载明确是明代人的附会，而记载此诗更早《容斋随笔》也只是说“旧传有诗”，并未言及二宋，这都证明了此诗与二宋兄弟实则无关。但却不是所有的传说都能考清说明的，寂潮夫子曾与我说过一个他一直以来的疑问，与宋朝另一对有名的兄弟有关，就是一则不能说清源流的故事。《古今谭概·迂腐部第一》载：
两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觞。伊川拂衣起，明道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古今谭概》
说的正是宋代理学家兄弟程颢、程颐的故事。此事多见于明人的记载，比较早的出处就是《古今谭概》。而宋人的笔记小说中，却一无此事的踪影，甚至连类似的故事都没见过。而明代及之后的记载，则都说是二程兄弟的事，没有异辞。寂潮先生说：“如果此事有明确的宋代史料或笔记记载为二程兄弟的事，则故事的可信度就高了很多。而如果宋代甚至明代以后的记载，有将此事归于其他人的，则此事大概率出于附会。但现在能掌握的材料，没有较早的材料可证其真，也没有其他材料可证其伪，对故事的真伪只能付之阙如，成为疑案了。”不过，我却觉得既然没有时代接近的可靠记载，明人也是好用宋代名人作为“箭垛式的人物”，演为传奇的，则此事大概率出于附会，故事应是好事者根据二程在世人印象中的性格杜撰而出，灵感或许来自《世说新语·言语》的这则故事：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蒋瑞藻卒年的疑案
不可索解的“疑案”虽令人困惑，但往往因着它的曲折离奇，从而令喜欢猎奇的读者颇感兴趣。文章的最后，我便来说一件最近遇到的“疑案”，博诸君一笑。
蒋瑞藻是近现代著名的小说研究学者，其《小说考证》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引用而为人熟知。除《小说考证》外，他还有《小说枝谭》《花朝生笔记》等著作，是一位有才而高产的学者。可惜他寿祚不永，英年早逝，所以整体著作不算太多。他的卒年，竟因一则刊载于民国报刊的短札而成了“疑案”。
1935年12月7日上海《民报》登载的、署名“烟桥”的文章：《蒋瑞藻之逝世》。
蒋瑞藻的卒年，一般都认为是1929年，他的子女蒋逸人、蒋如洋在《蒋瑞藻生平及其著述》中也明确说“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六日病逝，年仅三十九虚岁”（《浙江学刊》1984年第5期），周采泉《蒋瑞藻的事迹和贡献》也言其卒年为1929年（《文献》1986年第1期）。但1935年12月7日的上海《民报》却登载了署名“烟桥”的文章《蒋瑞藻之逝世》，专门谈到了他的逝世时间：
我见了苍苔先生纪念蒋瑞藻先生的文字，甚是感伤。从《小说枝谭》弁言上，考证蒋先生今年是四十五岁。虽然苍苔先生没有说出蒋先生何时去世，可是决不如丰干早先生所猜度的“蒋先生逝世是在民国十七年十八年间”。因为在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还有一封信寄给我。
烟桥尊兄先生侍史：久饮香名，恨未识荆，伊人一方，我劳如何！春寒动定万福！闻之友人，尊著《中国小说史》，精博绝伦，弟觅之坊间，说不可得，怅惘无似！庸猷不辨槽昧［庸敢不辞梼昧］，肃函奉闻，敬希将发售处示知，俾得购读，以偿夙愿，何快如此［之］！其他大作〔之〕已经出版者，并以见告，尤感幸也。病中草草，不尽欲云，诸维亮察不一。孟洁弟蒋瑞藻顿首。二月十六日。（通信处：杭州江干钱浦商轮公司转黄家步。）
假使当时已在病中，并且从此一病不起，大概也在二十二年了。但是这信写的一笔不苟，措辞也狠斟酌尽善，不像是大病罢。黄家步不知是否属于诸暨？因为我把书寄去以后，没有接到他第二封信。希望知道他生平梗概的同文，写些出来，我想悼念他的不止我们三数人罢。
“烟桥”即近代作家范烟桥，文中提到的苍苔的文章，乃《民报》1935年11月26日发表的《纪念蒋瑞藻先生》，说蒋瑞藻是他中学时的教员，“最近才听说他业已在故乡浙江诸暨县死了”，没有明确他逝世的时间。而丰干早的文章则发表于1935年12月4日的《民报》，题为《蒋瑞藻与孙毓修——一个小说史的垦荒者 一个是童话的垦荒者》，则说“蒋先生逝世，是在民国十七年十八年间”，这倒与蒋先生子女追记的时间相符。但也只说了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可见他也并不知道蒋瑞藻去世的具体时间。
蒋瑞藻写给范烟桥的信，此为《珊瑚》杂志第三卷第八号上（1933年10月16日）刊登的影印件。
但范烟桥所说在1933年收到的蒋瑞藻的信，似乎成了蒋先生卒年在1933年之后而并非1929年的铁证。更有趣的是，这封信的影印件竟还在范烟桥主办的《珊瑚》杂志第三卷第八号上（1933年10月16日）刊登过，时间正是范所说的接到信的这一年（也正可据此影印件对报端录文稍做校正）。而范烟桥在1935年得知死讯时才将这封信旧事重提，可见蒋氏的来信并不是他子虚乌有的杜撰。蒋氏子女在他去世时应该尚年幼，记忆模糊导致记错时间也很有可能。蒋瑞藻先生去世的时间，竟一时之间真的难以说清了。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小说枝谈（谭）》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曾出版过蒋先生的《小说考证》和《小说枝谭》，社藏档案中他的夫人何奇龄的一封信，可对这一疑案做出定谳。她曾在1958年7月7日致信古典文学出版社申请稿酬并询问该书在民国时的一些出版情况：
最近据说我的亡夫蒋瑞藻生前所编著的《小说枝谭》一书已由贵社出版，由于我经济情况不好，因此是否可以要求贵社酌予一些稿酬。
其次我还有一个问题想不通，亡夫蒋瑞藻是在一九二九年五月患肺病去世的，而据说《小说枝谭》在一九三一年曾在商务出版过（初版），这是他去世后三年的事，亡夫在世日埋头书本，不问家事，家庭收支都由我经手，无论他在世和去世后，我均未收到该书稿酬，是否可请贵社代为费神了解。
以上两点请费神给予回信，则不胜感激。
这封信写作时间距蒋去世的二三十年代时间也仅不到三十年，而写信的人又是蒋氏的妻子，记不清的概率大大减小。而且她对《小说枝谭》初版出版的1931年是她的先生去世三年后也记得清清楚楚，可见她对蒋瑞藻逝世的时间应该是记忆无误的。如此，范烟桥所谓在1933年得到蒋瑞藻的来信，倒成了另一桩说不清的疑案了。
戎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