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华盛顿的自由派政治圈急于寻找任何可以将特朗普与“俄罗斯叙事”联系起来的证据。媒体、民主党、情报机构和联邦调查局都高度依赖那份由35页组成的档案。这份材料由英国前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斯蒂尔撰写，其主要信息来源是俄罗斯人伊戈尔·丹琴科。联邦调查局一度怀疑丹琴科与莫斯科情报部门有关联。
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随后展开调查，并在2023年得出结论：尽管联邦调查局在三年内向丹琴科支付了数十万美元，仍未能证实斯蒂尔和民主党方面的任何指控。例如，斯蒂尔曾声称特朗普主导并资助了俄罗斯对民主党的黑客攻击。联邦调查局始终未找到任何证据，而丹琴科本人也承认，档案中的内容不过是传闻和流言。
备忘录引用了“公开来源报道”，即新闻媒体和那份档案，并列出四起事件，作为将特朗普置于“全面调查”之下的“事实基础”。第一起事件是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党纲措辞的修改。原提议的措辞是“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防御武器”，而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名工作人员将其改为“提供适当援助”。这一修改可以被理解为，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不愿在上任前被绑定在这样一项重大决定上。
但媒体和联邦调查局并不这么看。斯蒂尔在档案中描述了一场惊人的阴谋：特朗普批准俄罗斯利用“维基解密”散发被黑的民主党电子邮件，作为交换，特朗普“同意不把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作为竞选议题……”这些说法没有一项属实。2019年，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公布了他对所谓“特朗普—俄罗斯共谋”的调查结果，没有发现这种共谋。
关于乌克兰党纲措辞的修改，米勒写道：“调查未能证实，竞选团队一名官员试图淡化共和党党纲中有关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部分内容，是在候选人特朗普或俄罗斯的授意下进行的。”第二起事件是特朗普与俄罗斯人保持了大量商业联系。联邦调查局备忘录写道：“公开来源信息显示，特朗普总统在俄罗斯及前苏联国家长期拥有商业和房地产联系。”
斯蒂尔的档案援引圣彼得堡“两名消息灵通人士”的说法称，特朗普“曾多次”访问这座俄罗斯城市，并且“有意在那里从事涉及房地产的商业交易……而且特朗普曾在那里行贿，以推进自身利益”。但作为一名私人公民和全球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在40年间仅去过俄罗斯4次，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前往圣彼得堡是在1987年。尽管特朗普在《交易的艺术》一书中写过，他有兴趣在莫斯科建造一家豪华酒店，但他从未在俄罗斯购买或开发任何地产。
从联邦调查局这份备忘录中，读者看不出这些情况。第三起事件是特朗普在与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私人谈话中，敦促停止对其一名关联人士的调查。他还要求科米公开说明，总统本人并未处于调查之下。考虑到特朗普知道那份档案——2017年1月公开后，被联邦调查局、民主党和媒体大力传播——是一场巨大的骗局，那么在他试图专注于履行总统职责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否真的不合理？
至于乌克兰党纲措辞问题，2017年12月，特朗普批准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包括210枚“标枪”导弹，即美军最先进的反坦克导弹。2019年又有第二批运抵。特朗普是首位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的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