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逝世七个月后，康克清亲自向汪东兴请示三件要事，请您查阅并审处是否妥当？
1977年1月15日凌晨，北京城里刮着刺骨的北风。守夜的卫士看到康克清拎着一个半旧的公文包走进中南海，她递上三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报告，“汪主任，请您审处。”这是她在朱德离世整整七个月后第一次正式提出请求，信里却只字未提自己的悲痛。
报告不长，却分明列出三件事：两万余元存款全部交公；那件抗战时期获赠、已多年未穿的白虎皮大衣，请组织决定去处；尚未面世的数百首旧体诗词，希望由尹庆民、沈毓珂等人整理出版。字里行间的克制，让接信人读来沉甸甸。
为什么拖了七个月才递信？康克清需要时间把零散的账本、发票、手稿一一清点。朱老总生前最怕铺张，连两支库存钢笔都贴了纸条标价，嘱咐“免得以后麻烦”。她得像完成军事行动那样，确保每枚邮票都去向分明。
说到节俭，熟悉朱德的人都会想到一碗泡菜。1975年盛夏，他在玉泉山疗养，医生列出长长的忌口清单：白糖、肥肉、辣椒……四川人离了这些怎能下饭？康克清只好换招，少盐少油，把老家做泡菜的坛子搬进厨房。厨师切馒头片烘干备用，喝水时垫上一片，既能解馋，又不至于升糖过快。
那年8月，廖承志上门探望，一进门就闻到回锅肉香味。“老总，我馋得不行，给我留几片吧！”朱德笑看妻子：“他能吃，我就闻闻味儿。”康克清笑骂一句：“你啊，别打主意。”随即把碗筷端到客厅，只给丈夫递去一只小碟的煮青菜。饭后，朱德悄悄夹了一片肉，被她瞧见，又只得把肉放回去。老人叹口气：“这辈子，好像就没吃过饱饭。”一句半真半假的埋怨，听得在场人都红了眼圈。
身体的警报并未阻断他的精力。1975年11月，他仍每周阅读文件，圈点到深夜。周恩来病重的消息传来，他执意去北戴河相见。两位风烛残年的战友握手时，周恩来的声音极低：“以后要请你多担担子。”朱德点头，没多说，只是抬手回了一个标准军礼。半年后，1976年1月8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哀乐响起时，朱德站立良久，手扶帽檐，目光含泪，这一礼耗尽了他最后的体力。
同年5月，成仿吾带着新版《共产党宣言》译本前来汇报。朱德已经需要扶着扶手缓步，但仍坚持在书房谈了两个小时，不时翻阅带着批注的手稿。他指着书里一句话说：“青年要读懂这段，方向就不会乱。”成仿吾回忆，“老总说话慢了，却句句在点子上。”
6月底，因一场小感冒拖成双侧肺炎，肾功能也急转直下。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天，他还嘱咐秘书把几封未完稿的电报誊抄重发。7月6日下午4时20分，病房的心电监护出现一条直线。医护人员记录的最后心率为零，年龄定格在90岁。
讣告发表后，社会各界痛悼。可在家属这边，悲恸很快让位于繁琐事务：亲笔批示的作战地图、参加万隆会议时的老军装、曾在延安用过的煤油灯，哪件可进国家博物馆，哪件应归中央档案，需逐一标注。康克清将自己与朱德的合影也放进箱子，“连这个都捐？”有人疑惑。她回答：“公事公办，以后史料研究少不了这些。”
中办很快派专人接收实物，又组成小组整理文稿。那批诗稿写于行军间隙，汗渍油印交叠，纸张发脆。沈毓珂回忆，他们在二楼走廊架起木板，阳光下用微风把霉味吹散，连翻页都得戴手套。几首歌咏长征、怀念战友的诗句，后来成为军史教育教材。
把视线稍微拉远，才能理解这封信的分量。建国初期，中央就制定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遗稿、遗物管理办法》，原则是“归档案、归国家、不得私存”。理论上简单，落实却需家属自觉配合。康克清的报告，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制度的最后一次默默守护。
有人感叹，这位女红军的一生似乎都在“递东西”——战地里递弹药，内战时递情报，和平年代递交丈夫的全部家当。她从未把自己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遗孀”，而是把整理、交接、托付当成革命任务的延续。
朱德留下的那辆红旗轿车最终归还六机部，车钥匙封存在档案盒；白虎皮大衣被送往军事博物馆，成为抗战展区一角；存款划入国家专项基金，用于援建西南山区的学校。至于那批诗稿，经重新誊录后陆续刊行，字里行间仍可嗅到硝烟。
至此，信中三件事一一落定。康克清没有再写第二封报告，仿佛任务完成就该收兵。朋友问她为何如此急切，她只说：“他生前就这么打算，我不能拖延。”一句平静的话，把家庭、革命与时代紧紧缝合，留给后人的，是一部无需注脚的朴素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