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首夺数学大奖启示与教训
中国内地公众在7月中下旬的股票市场波动下情绪普遍低落，恰好遇上一个特大喜讯而振奋起来，菲尔兹数学奖颁发给两位原来是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的青年数学家王虹和邓煜。如果这两位出国多年的学者继续保留中国国籍（据说一位保留了），那就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公民获得这个大奖。内地知识界一片欢腾之际，也不失时机地再思考这意味着什么？迄今尚未被关闭的讨论空间里面，有一些严肃的论述，试图从本科教育、研究生训练、青年研究人员的工作环境、资深教授和专家与出道不久的新秀之间的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一个国家对纯粹科学探索的支持，等等方面，梳理出正面的或负面的启发和教训。可惜有些议论已经被删节了，包括邓煜讲的鼓励出国留学的一段话。
忽视抽象理论后果严重
尽管这些论述的措词仍然相当的含蓄收敛，却也揭示出诸多富有深意的要点。这些论述恰恰与众多学子在内地学习和海外留学的长期经历遥相呼应，而且特别呼应了我们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在香港高教界和内地大学里鼓吹的理念、尝试做的推陈出新改革，前后基本上都对得上号。鉴于这些理念和尝试在最近十多年里，很多被渐渐地淡忘，在内地许多单位甚至被批评和抛弃，有必要趁着这届菲尔兹奖的春风，重温那些宝贵的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能够为今后内地再出发的教育改革和香港高教及研究的拓展，提供一些参考。
当然，纯粹数学具有它的特殊性质，其奥妙不是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能够理解的，但作为一种探索真理的学科，它也分享了与其他学科的某些元素。插一句，在西方的主流学科分类里，数学不是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是自成一类。所以目前流行的STEM的学科大框架里面，开头的S是科学类，后面的M是数学类，二者不能归于同一块，这里面有至少根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文明的传统认知。
本届菲尔兹奖得主最明显的一点是，这两位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本科生。许多教育界人士都知道，自从有了现代大学诞生于中国本土，1949 年前内地数学系最强的是浙江大学。1950 年代全盘学习苏联高教体制，对大学院系进行重组，内地大学从事纯粹数学教研的系，重镇变成了三个，复旦大学（几位资深教授原是浙江大学的，比如我读书时的校长苏步青）、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外加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但它只做研究不从事教育。
最近几年，内地大学的政府资助政策，愈来愈急剧偏重于工科为主的院校。上海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复旦大学每年的政府资助，比它的竞争对手大学获得的总额少相当大的一个百分比。累计十年下来，差额巨大。同样的状况在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身上也体现出来，北京大学的政府资助，比它的竞争对手大学也是相差巨大。原因都是后者是工科应用型为主，前者则是偏重于抽象理论学科。借助本届菲尔兹奖，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能不能向政府决策层建言，你们的资助政策不能够太偏重于应用学科，对我们从事抽象理论研究的科系尽量缩减款项。忽视抽象理论研究和教学，长远的后果严重。菲尔兹奖的项目马上并无应用价值，若干年后，它能够开辟很多应用分支。
长期主义助日本成功
类似的情形我们在香港多年里也经历过。香港科技大学创校一代的某资深管理者在1990年代尾几次向我们感叹，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在香港开启生物工程的项目，它能造福人类，医治很多种疾病。但是生物工程的前阶是基础科学研究。每年申请研究经费的时候都会被政府官员问道：这个项目在本财政年度你们能够期待产生什么样的成果？这位资深教授摇摇头说，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哪能以财政年度来度量？
本届菲尔兹奖公布以后，内地数学和基础科学研究界人士的首条感叹是，这两位得奖者能够获得的研究资助长达5至10年，使他们能够潜心探索纯粹数学的奥秘。而我们每年都要汇报研究成果，只能够找一些急功近利的课题做。目前香港也在规划在北都高校科技创业园开启大项目，希望规划者牢记这些教训，有长期主义的视界。长期主义帮助日本历年来获得多项诺贝尔奖，紧挨着我们的这个榜样，提供的启发多多。
本届菲尔兹奖的两位得主在本科毕业后（也有传言说其中一位未毕业），就去了西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是一个关键的选择。我们在内地重点大学毕业的人，都体会过基础训练的严谨繁琐，每日每时都在训练之中。然而对于如何超越这个阶段，所知稀缺。1987 至 1988 学年在我们哈佛大学研究生宿舍里，新来了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王姓高才生，他被认为是北大数学系那两年的尖子。送他来上学的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副所长。他对我们说，中国数学界指望王同学未来能够攻克纯数学的尖端问题。所以我们宿舍一层的几十位室友对王同学很崇拜，几乎每个周末都要约他座谈一两个小时，请教数学的进展，因为我们所有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数学的应用。
王同学告诉我们，中国内地高校最好的数学系，强项是训练学生解题的能力，欠缺的是关于数学的深层 concepts 概念。所以北大送他来哈佛大学数学系读博士，是给他机会，着重学习关于数学的概念，而不是技巧。
虽然我不懂数学，推测本届菲尔兹奖的两位得主，也是被北京大学数学系送到西方名校去参透数学某些分支的概念。所以过去30多年里，我在香港和内地的讨论会上，一直鼓励优秀的本科生到西方研究型大学攻读博士，因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大学很难提供相同水平的教育和训练。如果他们是追求与职业市场挂钩的实用专业进修，香港和内地的高校已经足够好了。如果他们中的少数人追求本学科的更高境界，应该奔赴西方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
留在本土难望获殊荣
许多西方著名大学的研究生宿舍，也是学习的一个特别场所。校方有意把不同系科的研究生安排住在同一楼层，让他们在课余时间有机会相识乃至深交，谈话内容大部分是与各人的课程尤其是研究目标相关的。漫无边际的交谈中，能够让室友们对平时自己不接触的学科之进展获得新鲜的知识，从而也可能刺激本人的学习，萌生出灵感。
我最早获得关于艾滋病的起源、传播、预防和相关研究的知识，就是在宿舍里与印度来的一位留学生交谈时得到的。这位印度室友告诉我们，目前（指1980年代前半叶）全世界投身于艾滋病研究的青年人太少，一方面是怕被病毒感染，一方面研究工作太辛苦，没日没夜要呆在实验室。从一位韩国室友处，我了解到韩国与日本的工业化异同，以及二者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区别。
法国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说，一个人上大学，特别是上好大学，他的收获并不仅仅来自于名教授，还来自于他的同学和校友，而且后者给予他的教益不会少于前者。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来自世界各地，每人身上的素质和文化传统都有特点。汇集一起，成为多元和普世文明之表征。这样的群体在内地大学里是缺乏的。
本届得奖者王虹谈到她对法国留学经历的怀念，我能体会到其中的韵味。本届两位得奖者参与的美国和法国研究团队，也引发内地许多年轻专业人员的感慨。这样的国际化团队里，不至于有严重的等级制和官本位，官大一级压死人。研究经费的申请和分配，不至于受到行政权力的蛮横干涉。资深研究员不至于滥用自己的位置，让年轻研究员老做些专业价值低下的工作，也不至于自己在外面开公司，让后者当廉价僱员。历年来我们听到过许多传言，内地高校和研究机构里的资深人士，有些会让研究生和年轻研究助手为自己干免费家务活，比如购物、清扫、洗车、搬家之类。在美国高校里，教授会偶尔请自己的学生做短时间的baby sitter照看孩童，但那是要按照市场价格付费的，而且不可以经常做。
本届菲尔兹奖公布后，内地举办庆祝会，有的变成「认领关系」活动，主讲单位要与得奖者攀上特别关系，遭到听众讥笑。但清醒者的再思考是有意义的，深圳一位海归数学博士用「元宝」做搜索：「对于王虹、邓煜若一直留在中国，是否还能获得菲尔兹奖这一问题，一个负责任的答案是：我们很难断言他们一定无法获奖，但从现实和概率上讲，难度会大得多」。这个答案尚可接受。*（据“棱镜望远镜”）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
菲尔兹奖得主王虹专访 l Quanta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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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京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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