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初，张发奎翻到新编成的四个方面军名单，手指停在最后一行。
第一方面军卢汉，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
他没马上说话。
纸上的墨还新，可这四个名字摆在一起，分量并不一样。张发奎心里那句话压不住：王耀武一个黄埔三期生，也和他平级了？
这不是单看官名的别扭。
一九二七年，张发奎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又做过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那时的王耀武，还只是黄埔军校毕业不久的基层军官。
差了整整一截。
北伐时的第四军有“铁军”名号，张发奎就是从那支队伍里打出来的。广州、武汉、两广，他的名字在军政场里转了二十多年。
一九三六年九月，张发奎已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到抗战后期，他坐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位置上，名义上仍是一方大员。
可这名义，已经空了。
第四战区从两广缩成广西一省，广东交给余汉谋，广西又有桂系牵着。张发奎的长官部设在柳州，桌上有地图，手里却未必真能调动每一支部队。
桂柳会战打起来，桂林、柳州相继失守。战区司令长官这块牌子，反倒成了压在他肩上的账本。
更要命的是六寨。
撤退路上，美军飞机误炸，张发奎差点丢了性命。硝烟散去，他从乱石和伤员中走出来，军帽上落着尘土，身边人说话都压低了声。
仗输了，人还在。
就在这个时候，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旧的战区、集团军架子被重新收拾，四个方面军摆到台前。
张发奎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改成“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只少一个“长”字，可味道变了。
司令长官管一片，司令官只管一军。牌子换下来的那一刻，他心里清楚，这不是升，是降。
偏偏王耀武也上来了。
王耀武是山东泰安人，一九二四年入黄埔三期。抗战中，他从第五十一师师长，做到第七十四军军长、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最后接第四方面军。
这条路太快。
上高会战后，第七十四军有了“抗日铁军”的说法。讽刺的是，早年“铁军”的牌子在第四军身上，如今新的“铁军”声名，却落到了王耀武部队头上。
张发奎看得明白。论资历，王耀武不能和他比；论眼前可用的兵、可打的仗，王耀武正是蒋介石手里顺手的一张牌。
老资格不再压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张发奎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身份，成了广州区受降主官；王耀武则负责长沙、衡阳、岳阳一带受降。
两个人各站一地，手里都接过日军投降文书。纸面上，他们终于平了。
可受降之后，去路不同。
张发奎同年十月晋任陆军二级上将，出任广州行营主任，名位更高，兵权却轻了。王耀武不久转入山东，掌第二绥靖区，又成了济南棋局里的主角。
广州受降那天，张发奎坐在会场正中，面前摆着文件，身后是军官和旗帜。
他提笔签字，笔尖压在纸上。二十年前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二十年后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名字一样，位置已经换了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