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交通银行筹备开业，请了寓居上海的福建人郑孝胥题写行名。那四个字，结体峭拔，骨力坚苍，直到今天还高高悬在各地的营业厅前，每日被数以万计的人看进眼里。
很少人知道，写下这四个字的那双手，在二十多年后的某个深夜，颤巍巍地在“日满议定书”上签了名，把整个东北的主权矿产，出卖给了日本人。
字是好字，人是废人，这大概是近代文化史上最刺目的一个对照。
在讨论郑孝胥的失节之前，必须先把他的字讲清楚，不然就无法理解后来的那种割裂之深。
郑孝胥的书法不是寻常的好，是被行家放在整个清代碑学潮流中，看成可以“矫正时弊”的存在。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里，把郑孝胥和赵之谦、陶心云、李梅庵放在一处论，他说：“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心云的板滞，李梅庵的颤笔的弊病……他的笔力很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 沙孟海是出了名的严苛，对郑孝胥的品节更是不齿，但论到字，还是给了这样一句断语。
郑孝胥的书法，的确形成了独具面目的“郑派”。他早年打下极深的帖学底子，于欧阳询、苏轼用功最勤，尤其欧体的紧峭、苏体的腴润，被他融合得没了痕迹；中年以后，又大量吸收六朝碑版的方劲，特别受到张裕钊的影响，字势往右上耸起，体态拉长，撇捺之间带着一种孤峭的张力。他自己论书说：“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 这个见解上接宋人，下启他用笔结字的一种精严法度。在上海做遗老卖字那十几年，他的润格高得惊人，一副对联要价数十大洋，依然供不应求。当时上海滩有身份的人家，厅堂里能挂一副郑海藏的屏条，是件体面事。
除了交通银行，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店招、天津中原公司的匾额，也都出于他的手笔。他手写的《千字文》印本，一度成为习字者案头常见的范本。
如果历史到此为止，郑孝胥会以一代书家的身份，稳稳站在艺术史里。
然而历史没有停在那里。
郑孝胥的堕落，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积极、充满算计的，这是他最丑陋的地方。
辛亥革命后，他盘居上海海藏楼，自居遗老，写诗写字，看起来清高，实际上那股子不甘寂寞的火焰，在诗酒笔墨底下越烧越旺。
他不断写诗明志，“义士忠臣吾老矣”之类的句子挂在嘴边，骨子里却急切等待着能让他施展“管仲之才”的机会。等到溥仪被逐出故宫，潜居天津，郑孝胥立刻就凑了上去，成为小朝廷里继陈宝琛之后最活跃的角色。
陈宝琛与郑孝胥同为帝师，很快看出了此人深藏的危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下了陈宝琛的话：“郑苏戡这个人，才具是有，但他心术不正，好谈兵事，喜弄权谋，我总怕他把皇上引上邪路。”
陈宝琛甚至更直白地说过“郑孝胥之才，足以误国”。
一个老成谋国的宿儒，对同僚用上了“心术不正”四个字，而且最终完全应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政见分歧，而是对人品本质的洞察。
九一八事变之后，郑孝胥的表演进入高潮。
他不是被日本人威逼利诱才勉强下水，而是主动把历史大变动看成了自己“乘时而起”的天赐良机。
他在日记里为投敌行为自我开解：“彼军攻陷各地，皆取之党人，我乘时谋恢复，有何不可？” 把日本关东军血淋淋的侵略，轻描淡写成对“党人”的打击，而把自己谋划伪政权，打扮成谋“恢复”大清的义举。
这种偷换概念的自欺欺人，透着一股冷酷的市侩气。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他出任总理大臣，所干的头等大事，就是代溥仪签署那纸把一切命脉交出去的“日满议定书”，随后又陆续签署了矿业权协定等一连串卖国文书，把东北的矿山、铁路、港口拱手捧给日本军部。
在长春，他极力鼓吹“王道乐土”，这位当年在诗中反复标榜气节的遗老，竟用他那一手清刚的好字，到处题写“亲仁善邻”“日满一心”等媚敌口号。瞿秋白以鲁迅笔名发表的那篇著名的《王道诗话》，就活画过这位“忙着王道”的郑总理，用语极尽嘲讽，把他那套理论批得体无完肤。
说郑孝胥的气节丑陋，就在于他的背叛不是一时糊涂，而是一种头脑清醒、步步为营的投机。他明明熟读经史，知道什么是“春秋大义”，却偏要用一套“借外力复故国”的话术把自己的行为说成忍辱负重的伊尹、管仲。
可惜历史没有给他留这个脸。
关东军很快就发现这个老头子并不像预想中那么听话。郑孝胥做上总理后，居然异想天开地跟日本人谈“国际共管满洲”的方案，企图引入列强势力来稍稍平衡日本的独占，这立刻触到了关东军的逆鳞。
1935年，他就被毫不客气地踹出总理府，软禁在长春的寓所里，晚景冷落到极点，他自己在日记里写：“余患头痛体烧，老景颓唐，唯以作字消遣。”
历史给了他一个极度凄凉的结局：他最看重的“事功”，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笑话；他赖以为生、赖以成名的那支笔，最后只是他失势后消磨残年的工具。1938年春，他在不明不白中暴毙，外界流传着被日本医生毒杀的猜测，至今没有定论。
才华与气节的这种惨烈割裂，在郑孝胥身上几乎达到了极致。
这种割裂，告诉我们：才华是皮相，气节才是风骨。失掉了风骨，皮相越是耀眼，反差就越是刺目，其坠落就越是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