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柳怀祖
01 从闻名到相识
我第一次听到宋平老先生的名字，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我家好友孙新世（孙维世的妹妹）大姐拉我去看话剧《盛大的节日》。我问她，是啥内容？她不屑一笑地说：“上海‘一月风暴’，去看看吧。”那时除了八个“样板戏”没啥东西可看。话剧更少见了。同去的还有大姐的几位朋友。这话剧是宣扬所谓“一月风暴”即文革中上海“工人阶级”夺权的事，正面人物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看便知是以王洪文和张春桥为原型。“反面人物”当然是老朽的”走资派”。正面人物高大形象，反面人物走资本派老官僚样子了。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可是剧中有一场戏，那个官僚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有气无力地叫“宋秘书”。引起了新世大姐和她几位朋友的注意和议论，“这完全在影射周总理嘛？”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其意。散场后出来，我问新世大姐咋回事，她告诉我：周总理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和南京工作时的秘书是宋平，并说，他们竟敢这样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大猖狂了。这时，我才第一次听说宋平这个名字。从此，我关注宋平这个名字。
1983年4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式立项。同年12月成立了在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由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北京市领导人组成的北京正负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工程的实施。我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宋平老代表国务院领导这项工程。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宋平老，是他请国家计委有关同志送来了《关于宝钢建设形势和今后措施的报告》。要我向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谷羽和工程领导小组报告，要工程领导小组的同志，认真学习宝钢的经验教训。要求从工程一开始就要认真抓责任制，抓进度，抓质量，干部要第一线调查研究。之后，他常听取工程领导小组同志汇报，还经常到高能物理研究所（简称高能所）现场了解情况，深入到科技人员和工人中听取意见。我也随同在场，这时我才真正认识了他。
但我退休后2010年去看望他时，谈及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的事。他竟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75年，国务院在前门饭店开的一个会，他当时已恢复工作，是甘肃省的代表，与中国科学院当时的领导王光伟住同一个房间。我当时是向光伟同志送一份需签发的有关高能物理预制研究项目的文件。那时正好宋平老亦在，光伟同志简单介绍我们俩握手认识。老人家忆这段时已九十多岁了，对几十年前相识的这件事儿仍记得那么清楚，而我却竟完全不记得了。
02 相知
由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进度安排十分紧张，在做工程扩大初步设计时，为了便于这大装置的各分体之间衔接，及与土建设计的配合，也为使设计人员更集中精力设计，工程领导小组采取了将各分体科技和土建设计人员集中设计的办法。将三十几位参加设计的科技人员，土建设计人员集中到了高能所的邻居，当时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学员楼进行设计工作。一是因为离高能所近，便于随时讨论解决设计中问题。二是省钱省时间，当时节省的意识是很强的，要求两个月时间完成工程的扩大初步设计。参加设计的人员集中在此，无假日，顾不了家，病了也坚持工作。宋平老和方毅、胡启立等领导同志分别到现场探望，了解设计情况和问题。宋平老在现场听了谷羽同志汇报，十分赞赏这种便于各分体及土建工种协调配合的、高效率的、集中联合设计的方式。他与方毅、启立同志都很关心设计人员的生活条件和身体健康，都嘱谷羽同志给予关注。
由于同步辐射应用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使这台大装置除基础研究，探索微观世界外，能尽早地进行应用研究，工程领导小组提出了“一机两用”的建设设想，并将原定十年后作为二期工程的同步辐射实验区提至与主机同时进行建设。谷羽同志向宋老汇报后，他当即决定，为简化手续，争取时间，将同步辐射实验区和光束子项直接编入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使同步辐射应用提前了十年，而且一次投入，比二次投入节省。
在宋老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参加设计的同志们的顽强拼搏下，工程的扩大初步设计终于提前几天完成了任务，工程初战告捷。
工程领导小组将工程进展情况和问题及时以简报形式报中央领导同志。小平，耀邦等多位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在我们工程进展报告和简报作了批示，多为鼓励。而宋老不仅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样作了鼓励的批示，还经常要加一个“但”字。如 1985 年 12 月，在《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六项关键设备样机研制成功的报告》上他批示：“对六项关键设备样机研制成功，特向你们祝贺和感谢。但今后批量生产、安装、调试的任务还很重，大量非标设备的研制也不可忽视。盼继续努力，务求成功。”
宋老对工程十分关心、十分支持，但又十分严格要求，指示十分细致，对我们的报告和简报看得十分认真，要点处还要划上红线，逐段批示。1984年，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了双轨制，一些工业产品涨价后，我们的工程建设按预算执行就很困难了。1986年2月下旬，工程领导小组在给中央的《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第四次请示报告》中提出要求增加经费补助涨价因素等问题，宋平老看后，不仅在很多处划红线，并逐段批注。在我们报告中提出“尽管我们努力按批准的概算控制，但由于各种材料、设备和人工的涨价，人民币和外汇比价的提高，都使工程投资很难按八四年批准的对撞机工程扩初设计中的概算控制。这个问题前年和去年初，我们曾多次向国家计委反映，工程概算总投资应以扩初设计批准时价格计算，涨价因素应另行补贴”。对此，他批注：“已打了较大的不可预见费（20%），就包括一般涨价因素。对撞机是在很大争论的情况下，中央下决心建设的。投资已增加了很多，应当说是尽量满足了。现在“七五”计划已定，再大量超支，将很难解决。开支要逐项清理，计委准备组织专人逐项检查核实，明确责任，不能敞开花钱，造成重点项目重点浪费，请及早把关。”
在报告中对有关设计变更问题说“我们拟在工程后期，统一提出涨价金额，报请国家计委补足”。对此处，他批注：“不是后期。改变设计部分，要随时报告并经过审批。”
报告中提及“科技人员、工人，特别是干部中，少数同志还缺乏对工程应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他批注：“同心协力，全力以赴，才能干成这项工程。中央领导对此工程如此关心应当有高度的荣誉感才行”。报告中提及“有的人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思想淡薄”。他批注：“不能吃大项！这点值得特别注意。不然钱给的多，越浪费，并造成不好的风气。工程领导同志不能只关心向国家要钱，还要用大力做这方面的工作。”
报告中提到“管理工作虽有改进，但仍有很多问题。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虽然初步建立了，但层层负责和赏罚分明的制度还没真正建立，财务的审查和管理也还不够严格”。此处他的批注为：“这要当作重要工作，认真加以解决，并把责任明确起来。主要领导成员中应有专人负责。”
1986年2月中旬，宋老收到了一封“人民来信”，说我们工程铺张浪费。他就批示国家计委、国务院重大装备领导小组和建设银行组成的调查组调查。谷羽同志知道后感到非常委屈，很恼火，在领导小组开会时说“我们工作条件有多艰苦，他宋平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批示？!”还要找宋老去说道（他们在延安时，就是老战友）。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成员林宗棠同志怕谷羽同志去了会发脾气，就说：“您别去了，让小柳去，他去说好。”
我那会儿年轻气盛，为了工程，做起事情来还真不管不顾。我到了国家计委宋平同志办公室后，因为常去请示汇报，与外屋的秘书和警卫员都很熟，所以敲门就进，秘书和警卫员也没拦我。多年后宋老当时的警卫员还说，“那时候宋平同志在国家计委的办公室，除了你，谁敢推门就进。”我说，“你干么不拦。”他说，“首长都不说拦，他见了你挺高兴的，我们敢拦吗?”
那天我进去就冲宋老嚷：“我们工作条件有多艰苦，您又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调查我们！”把谷羽同志的气全给撒出来了。声音很大，外屋的警卫员推门看了一下，宋老向他摆了摆手，让他出去。现在想想，如此不恭的吵架式，还真的有点“胆大包天”。宋老不但没生气，而且还很和蔼：“你不要急，坐下好好说。我知道，是谷羽让你来的，她不来，叫你来吵。”我就说：“我们多抠啊，多省啊！谷羽同志说了，您又不是不知道，凭什么让调查我们呀，传出去还以为我们真的有问题呢。”他说，“有人反映，我就得管、就得查呀！你们着什么急呀，你们自己说好，不行啊。”大概两个月以后，调查结果出来了。宋老让秘书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我去了以后，他就把调查报告和他的批示给我看。调查报告说“工程进展情况是好的”，“没有发现大的失误和失控”，“工程的组织指挥是成功的”，他批的也都是好话，我就笑了。老人家慈祥的笑着说，“你笑了！我那天就跟你说，不能自己说好。现在别人说你们好，这不就很好吗？赶快拿去给谷羽看，让她也高兴高兴吧。”
04 亲历亲为
1984年10月26至30 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务院重大装备领导小组、中国科学院和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联合召开了“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非标设备会议”，参加会议的相关部委的厂、所有 68 个，160 多位代表。会议是在北京西郊的厢红旗，离城里挺远的一个军队招待所开的。为什么在那儿开呢？便宜，只花了很少的钱。那时候是真抠呀。我向他汇报会议准备工作时，说能省的绝对要省。他听了，非常满意地说，就是要能省就省。
宋老亲自主持了此次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电子对撞机是国家重点科研工程项目，党中央和小平同非常重视，书记处两次开会研究，国务院决定把它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工程设备研制任务艰巨，大家要拿出搞“两弹一星”的劲头，集中力量把它搞上去。各单位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不要想在这项科研工程上赚什么大钱。大家要勇于承担任务，层层落实责任制，谁耽误了谁负责。要严格要求，保证质量，不能出差错，谁出错谁负责。时间上一定要向前赶，决不能落到台湾后面。这是因为台湾当时也正在做一台同步辐射加速器。两岸似有比赛之势。
在这个会上，落实了北京正电子对撞机所需的材料、设备，各企业与高能所所签的协议都十分具体，指标十分明确。
为了协助非标加工企业按期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加强加工企业与设计、使用部门之间的联系，协助他们加强质量管理，更好地按合同要求进行研制，会议还决定了实行工程驻制造厂代表制度”，驻厂代表由高能所的工程经理选派。驻厂代表向工程经理负责。驻厂期间，代表高能所对合同订购产品实行质量监督并负责执行合同的相关事项。这对工程的进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会议期间的情况，我们每天都有简报向他汇报。他还专门听取了谷羽、宗棠的汇报，确保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所有设备的研制和生产的落实。
宋老虽然在会议上说“对撞机的钱就不要多赚了”，同时又说，允许优质完成任务的单位，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可在产品合同总价内提取 1%~3%的现金作为奖励，以激励各研制和生产单位。可见，他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会后，各研制单位顾全大局，价格都比较合理，而且也都认真执行合同，克服了各种困难，高质量按时完成了自己的研制和生产任务。
正是宋老1984年亲自主持这次会议，确保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整个工程不超预算。当时三千万元以上的项目在国家计委叫大中型项目。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那时大中型项目中不超投资的，大概只有我们一家。国家计委表扬我们，是大中型项目中管理得最好，不超投资。但我想应该说，这个功劳不是我们的，而是所有参加研制和生产单位共同的。
工程期间，每年春节，宋老都去现场看望慰问坚持一线工作的同志们，1988年春节，我在高能所工程现场，向宋老汇报中谈及了方守贤所长意外受伤的情况：1987年的冬天，方守贤的爱人在同仁医院做了手术，他每天下班后都去医院探视。一次回家途中，天黑，他又近视眼，加上长时间加班，休息不好，追赶公共汽车的时候，没注意人行道上拉电线杆的钢索，被绊倒，当场就晕了。他穿的衣服是当时最普通半长的旧棉大衣，怎么看都有点像流浪汉，那时候叫氓流。好在有两位解放军同志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他醒了以后，医院才知道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并通知了我们。出院后，我们安排到高能所的小招待所休养。宋老听了，马上让我陪他去看望方守贤。当时宋老含着眼泪说：“我们要爱护我们的专家，爱护我们的知识分子，要尽量给他们提供好条件。”那时虽然条件很差，但从那以后，高能所作出了上下班用小班车接送老专家的规定，对科研骨干尽量给予些照顾。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1988年10月建成后，经过三年的运行，国家正式验收后。1991年5月2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表彰大会”。所有参加对撞机工程建设的单位都在表彰之内，表彰人数有一千多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平、胡乔木、温家宝、严济慈、宋健等出席并向各参加研制生产单位代表颁奖。宋健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了话。散会后，我送宋平老上车时，他拍着我肩膀说，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05 科学情
宋平老对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有很深的认识。这些年我们在聊天中，谈科学内容最多。他对科学技术的学术交流的作用更有深刻的独特见识。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的学术交流则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所以，他对科技的广泛学术交流格外关心、支持。
李政道教授一直十分关心，热情支持帮助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中更是十分投入，积极支持和帮助，在中美高能物理研究合作交流中起了很大作用。宋老则是国务院负责领导这项工程的领导人。因而1984年后，李政道教授每次回国，宋老必与政道教授相会，认真听取政道教授的意见，一起讨论，十分热络。宋老十分赞赏和支持政道教授在国内做的其他科学教育事情。1986年，在宋平老十分重视和和支持下，政道教授和周光召院长一起创办的、由“世界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办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成立。该中心对促进中国与国外科学家的交流，特别为中青年学者了解国际科技情况，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当时国内经济十分困难情况下，宋老不仅批准了“高科技中心”的办公、交流场所、住宿公寓等基本建设经费，甚至为参加“中心”学术活动的中青年学者解决喝热水问题，亲自批示在学者公寓中安装当时十分稀缺的煤气罐。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安装煤气罐都要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批，可见了当时的困难情况，亦可见他老人家对青年学子的关爱。
政道教授的夫人秦惠䇹1996年逝世后，政道教授将他和夫人的积蓄设立了䇹政基金，旨在为大学生尽早进入科学研究实践的试验。宋老十分赞赏政道教授此大举，亲自出席䇹政基金成立仪式并作了热情讲话。
政道教授建议在国内设立博士后制度，也得到了宋平老的热情支持，对政道教授创办的CUSPEA的学者，他也十分关心。宋平老对这些事情的关心和支持，为人的诚恳，使李政道教授对宋平老十分尊敬，两人也在这些事的接触中，结下了很深的友情。
06 一生践行初心
老人家朴实无华，对工作抓得那么认真，对我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那么爱护、那么关心，又那么严格、那么认真，又总是那么慈祥，和蔼可亲。这些让我真的非常非常敬仰他老人家，于是就给他起了个雅号：“忠厚长者”，他听了也很高兴。1992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2000 年我退休后，常去看他和夫人陈舜瑶同志两老。他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你也退了，没什么嫌疑了，常来聊天吧。”我想，他是指我现在常去看他，没有“跑官”的嫌疑了。
20世纪 90年代，我去兰州开会时，与一位长期在甘肃兰州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的一位老友，谈到宋平老时，他告诉我，1973 年宋平老接手甘肃省委书记后，甘肃正值连年大旱，灾情十分严重。当正是高叫“形势大好”、“学大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时候，他顶着压力，在中央开会时讲甘肃旱情严重的实情，请求中央救灾。周总理听了十分痛心，立即组织调查后，中央拨了大量赈灾款、赈灾粮，帮助甘肃农民渡过了难关。老乡说：“当年要不是他宋家伯，咱农民可要遭大难了。”这些都让我对我的这位忠厚长者有了更深的了解。
老友还告诉我，1978 年改革开放初那场“真理标准讨论”时，宋平老就是最早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两位省委第一书记中的一位。而且在《光明日报》登载《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前一个多月他就在甘肃省提出了：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见他理论和实践根基之深了。当时他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在亲自深入农村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为提高农村生产力，在甘肃提出了“责任制”，离包产到户，只是一层窗户纸，一步之遥了。但当时遭北京主流媒体头版的批判，说甘肃的“责任制”是“倒退”云云。引起了甘肃同志们的反感，一些同志提出要反击。但宋老表示，责任制不后退，不受干扰。但不反击，默默干。“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中，无论在揭批四人帮，解放干部、平反冤案，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方面都坚持实事求是。显出了他的顾大局、豁达、宽容大度，一切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
07 一门清正
宋老的生活非常朴素。宋老穿的一件紫灰色羽绒服， 1996年参加李政道教授七十诞辰，就穿这件；政道教授2006年八十岁生日时，还是穿这件；直到2020年冬天他还是穿着这件羽绒服。家中极为简朴，家具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普通家具。21世纪初，政道教授到宋老家中看望时，看到他们家中朴实无华，尽是些老旧家具，对宋老如此简朴，十分敬佩， 感慨万分。
宋平老的夫人陈舜瑶是宋老清华大学同学，亦是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和奔赴延安相濡以沫八十多年的革命战友，还是曾一起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事。陈老建国后很大部分时间在高教战线上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工作，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她生活也极为简朴，衣着与北京街上走的老太太毫无差别。她为人正直坦陈，谦和低调。
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很有才华，都十分踏实，在一线勤奋工作。既没有做 “官”，更没有成“大款”，一位是高级编辑、科普作家，一位是高级工程师，不显山露水，现在都退休了。1991年，李政道夫人组织国内一起工作的朋友家人们的一次聚会，各家第三代孩子都来了。事后李夫人对我讲，她从这次聚会中观察，宋家小孩最有礼貌，最朴素，最懂规矩。宋家家风最好。
当年甚至身边的家人没有工作，他也不出面过问。宋平老身边工作人员说，如果不在首长身边，他也不信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老常委的亲人竟没工作。
宋平老从不让庆贺他的生日，甚至连生日日期都不让人知道，他的生日日期成了“机密”之事。
至今从未听到国内外对他们家有什么非议，这在今日是多么多么罕见的，真可谓“一门清正”。
两老虽自己生活得如此简朴，却非常关心贫困地区的孩子，默默为陕西的希望工程捐款，还默默资助贫困失学的少年。
夫人陈舜老2019年以102岁高龄逝世，逝世前两老就相约，她去逝后不但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搞告别仪式，竟还不留骨灰。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深感他们俩老一生践行为国为民，忠诚党的事业，对己严格自律，对人宽厚、豁达，坦荡无私。我想这也是他们两老长寿的福报吧。
我只是接触和了解宋老九十年革命生涯的一个很短很短的时段，一个很小很小的侧面，但我总感觉他特像我们这代人非常崇敬的周恩来总理的人格，在他身上总能看到周恩来的身影。他是我心中永远的忠厚长者。
2025年4月写初稿时，是为贺宋平老茶寿之年，祝愿他老人家向双甲子之年奋进。每当回忆起与他老人家一起的日子，都思绪万千，断断续续，写了改，改了写，总感不能表达对他的思念。不料，2026年3月改此文四稿时，他老人家永远离开了我们，此文竟成我对这位心中永远永远的忠厚长者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