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十年过去了。我清楚记得1989年4月间的一天，当我在电话里知道了先生的噩耗时，虽然思想上已有了准备，但仍颓然长时间呆坐在沙发上。屋外庭院里春意阑珊，窗外雨潺潺。为什么如此美好的世界竟留不住这样一个好人：我的恩师，著名明清史、方志学和目录学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人民教师奖章获得者洪焕椿教授。先生身患恶症已经许多年了，凭着他的顽强、执着的事业精神，一次一次同死亡博斗，一次一次地战胜死亡，坚毅地活了下来，大家都认为这是他的傲然不屈的崇高精神显示出的生命力量。这次是他第三次走进手术室了，我们仍然祈祐他能够度过厄运。然而，这一次我们是失算了。
50年代我还是大学生，先生是我“中古史”的授业导师。那时他正当华年，意气风发，每节课讲下来，他酣畅淋漓，汗襦浸湿，我们则在兴奋中接受了无数新鲜知识，身心受到了一次次学术的感染和升华；接着便是开列一系列的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目录，重要的还印发讲义让我们阅读；考试试题则琳琅满目，决不含糊，不过这回汗襦浸湿的则是我们这群学子了。现在回想，当年我们打下的古史基础，同南京大学拥有一批学术扎实、事业心强如先生这样的教师有着莫大关系。时间久了，渐渐从高班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知道，先生是浙江瑞安人，家学深厚，外祖父乃是清代著名经学家、方志学家和文字学家孙诒让先生，先生自幼就接受了古史和古书校释等学业薰陶，史学功底渊博实在。先生没有上过大学，1942年开始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不久，凭学力才识当上了浙江图书馆研究辅导部主任，开始专攻方志学和目录学。发表了《宋元四明六志及其版本》、《孙籀公(诒让号籀顾)年谱三编合校录》,在史学界，特别是方志学界崭露头角。抗战胜利，他的舅父孙延创出任浙江通志馆总纂，先生则聘为该馆分纂，潜心方志学研究。撰写了《浙江通志纂修源流》、《杭州地理掌故》、《两浙书林清话》、《黄宗羲著书考》、《清代浙江通志考异》等专作，奠定了他在我国方志学界的地位。
新中国甫立，他应王式教授之聘赴南京任教于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院系调整，又被调往南京大学历史系执教，并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尤对明清史、方志学着力最勤。他可以被认作江浙两省解放后最早从事于地方志研究并卓有成绩的学者。
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扛鼎大作《浙江地方志考录》,此书共收录浙江各类方志包括已佚和现存的共1800多种，应有尽有。因而当时在中国方志学界特别引人注目。浙江同江苏一样，是我国文化基础比较深厚的地区，早在东汉时就有《越绝书》问世，它不仅是浙江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志书之一。降及魏晋，浙江方志体例渐臻完备，有《会稽记》、《吴兴记》等名篇。隋唐宋元，浙江经济发达，志书著述分门别类，门类之多，范围之广，可谓空前。明清两代，浙江地区更是呈现编史修志热潮，繁荣兴旺。江浙两地方志十分之八九皆编印于此期，并出现了许多博学之士，将方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体例、结构、方式、程序都有深刻研究，写史与修志结合了起来，方志学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独具一格的一块瑰宝。先生把浙江作为具体实例，研究解剖，总结经验心得，以便宏观把握中国方志学的总动脉。20多年以后，1984年，先生又根据新出现的资料，结合他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工作，继续完善，不断充实材料，增加近200部方志，重新分类，逐条改写，完成了新的《浙江方志考》,洋洋洒洒60余万字，交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史学和方志学界评论，这是一部重头方志学著作。它详尽考索了浙江通志及各府县志的纂修源流，条述各府县历代修志情况及存废经过，一些有价值的方志都作了提要，乃至涉及后世学者评介。对现存志书详细著录版本源流，重要刻本、影印本、钞本、稿本，都一一注明皮藏地点，甚至连流失海外的孤本、秘本也一并附载说明。志书中的讹误不实之处，亦都择要予以考订和修正。除府县志外还收录了浙江乡镇、山水、海防、游览、风土和文献各志。这样的工作不仅在浙江是首次，即在全中国也是罕见的。它给我们治方志学者带来莫大的方便，为方志学提供了新的样板和范本。先生后来在江苏工作，也把他治方志学的严谨精神惠及到我们江苏，并培养了一批江苏方志学者。1986年，先生被推荐为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委员，省里急需培养一批新时期的方志工作者，举办了一期培训班，请他出面主持并任主讲教师。这时他已在病中，从病榻中把我召去，嘱我帮他代劳部分工作。在病中他还分别撰写了《方志源流及江苏方志述略》和《方志学理论的发展和江苏著名方志学家》,由我代他演讲。我自己也选讲了几个题目。每次授课回来，他总要详细询问教学情况和学员的思想活动，并叮嘱我要如何改进教学方法以适应学员的需要等等。这样负责认真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也鞭策了我往后的工作。今天，我们江苏同全国兄弟省市相比拥有一批较为精锐的方志队伍，这同许多像先生一样的前辈们多少年的苦心经营、精心栽培是分不开的。
先生的学识渊博，在明清商业经济研究等学科上也卓有成绩。曾先后主编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续编)》、《明清资本主义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先生在西方学术界也是知名的，记得菲律甫·库恩主持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时，有一次来中国，特别要我陪同他去探望先生，在先生窄小简陋的工作室里总算满足了这位西方学者的愿望。
先生对我更是钟爱扶持的，我曾经离开史学队伍一段时间，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南京大学历史系领导茅家琦教授、瞿季木教授调我回校工作，先生也是支持的。虽然我的专业方向根据需要有了变换，但是回忆洪师对我的厚泽我没齿不忘。值此十年之祭，谨以小文作为一瓣心香，献奠于恩师之前。
来源：《江苏地方志》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