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华人作家李翊云凭借回忆录《万物自然生长》获得普利策回忆录/自传奖。
西方主流媒体及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对李翊云给予了极高评价，称赞她的文字“诚实而节制”，认为她以“冷峻的笔触”直面了死亡与悲伤的虚无，并将其视为文学上的勇敢之举。
有了西方的“逗哏”，就少不了我们这边的“捧哏”。
获奖消息传来后，《中国作家网》《扬子晚报》以及各大门户网站纷纷报道。一些文稿中充斥着诸如“以文字穿越至暗时刻，为世界文学刻下东方印记”“以文字跨越文化边界书写生命深度”等溢美之词，将李翊云塑造成了华人乃至亚洲文化的骄傲。
不少文人、大V发文祝贺，称这是“华裔文学的重大突破”。一些人刻意强调她“北大生物系学霸”跨界成为“普利策奖作家”的传奇经历，却避而不谈她的种种“黑点”，将李翊云塑造为“华人在国际文坛崛起”的标杆，搞得好像是件光宗耀祖的事似的。
说实话，一个美国人获了一个美国的奖，我们的媒体和文人就与有荣焉、瞬间高潮，还要拉着国人一块感动，我实在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
我想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无论李翊云这个人、普利策这个奖，还是她文章传递的观点，都不值得我们多看一眼。
先说李翊云这个人，典型的白眼狼。
李翊云1972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大学核物理学家，母亲是小学老师，本人毕业于北京四中，1996年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高知家庭，李翊云从中获得的资源超过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家庭和国家并没有亏待她。看看多数美国人就知道，四五十岁了还得自己还大学贷款。
然而，她大学毕业后没有为家庭、为国家做出丁点贡献，便成了一个美国人。
不报恩也就算了，那些年这样的人不少。但她的做法可谓忘恩负义。
她在自传和访谈中透露：去美国是她切断过去、重塑自我的“精神逃离”。因为母亲情绪极度不稳定，像个“暴君”，父亲极度沉默，这种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让她从小缺乏安全感。
划重点：原生家庭的创伤。说实话，生活在70年代的中国人何其多也，原生家庭比她不幸的又何其多也。如果硬要挑原生家庭的毛病，谁还挑不出来？家庭条件差的怪贫穷，家庭条件好的怪缺乏陪伴——看，我是不是很懂他们这一套。
李翊云成为美国人后，刻意放弃中文，坚持用英文写作，抗拒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母语。她认为，中文代表着母亲的束缚，而英文则是她重塑人格、获得精神自由的“轻量化”工具。
大家看，一个白眼狼把自己的忘恩负义说得多么理直气壮。
再说普利策奖，一个政治操弄的工具而已。
普利策奖相当于美国的“中国新闻奖”。不过，由于美西方近现代几百年的强势，特别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这个奖在全球的影响力仍然较大，号称新闻界的“奥斯卡”。该奖每年共颁发24个奖项，主要分新闻类、创作类（文学与艺术）以及特别褒扬奖。
与奥斯卡奖、诺贝尔奖一样，普利策奖也有极强的政治目的。
对内，它确立和维护新闻媒体的“第四权力”，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普利策奖的创始人约瑟夫·普利策本人就是深谙政治操作的报人，曾直言“报纸是政治的婢女”，利用报纸为民主党候选人摇旗呐喊，甚至通过贿赂腐败机器来获取提名。
对外，它试图通过奖项设定全球新闻业的议程，将西方的民主、人权价值观推广为普世标准，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持西方的话语霸权。美国著名作家威廉·加斯称其将“娱乐圈的价值观”当作统治价值观，特朗普也曾骂它是政治工具。
得了这样一个奖，我们的一些媒体和文学评论人激动个什么劲？每年的中国新闻奖出炉，怎么没见你们激动？
说到底，很多人为普利策奖激动，不过是营造一种高级感，好像自己也跟着高级了一样。
最后说说获奖文章的观点，全是一些“鬼话”。
李翊云的获奖作品，写的是两个儿子自杀的悲剧。2017年，大儿子文森特卧轨自杀，年仅16岁；2024年，小儿子詹姆斯卧轨自杀，年仅19岁。
李翊云本人长期深受重度抑郁症困扰，曾两次自杀未遂。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家族性遗传的抑郁症，与原生家庭的悲剧没有毛关系，与中国、中文更是没屁关系。可你不得不佩服这些卖文为生的人——总是能把自己的毛病推卸给外界。
两个儿子去世后，李翊云都写了书。为大儿子文森特写了《理由的尽头》，为小儿子詹姆斯写了《万物自然生长》，获奖的是后者。
简单概括一下她的观点：一是拒绝“治愈”悲伤；二是“全然的接受”；三是尊重“自由意志”。前两点我觉得尚可，但最后一条——她将孩子的自杀视为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并试图去“理解”和“尊重”这种选择——这是我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的。
如果这只是她的个人观点，我绝对尊重。可这样的观点借由普利策奖对我们形成舆论倒灌，将极大冲击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这就不能接受了。
大家别觉得我是耸人听闻。看看如今的男女对立、极端女权、极端动保，刚开始哪一个是张牙舞爪进来的？但演变到现在，全都泛滥成灾，成为社会 毒瘤 。昨天我在评论OPPO“母亲的两个老公”事件时就说过：一定要警惕这种以多元为名的观念渗透。
综上所述，一个“贩卖”孩子自杀获普利策奖的华人，从哪看得出是华人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