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收回铁路实行国有政策，辛亥革命由此爆发，这样的决策是否真的失误了？
1903年春，四川总督锡良把川汉铁路从比利时财团手中赎回，一时举省欢腾，商界与绅民踊跃认股，茶农甚至愿意“卖一年茶叶，先买一股”。彼时的民族工业方兴未艾，商办铁路被视作雪耻自强的象征。可热情终归敌不过账本，几年下来，集资屡次透支，工程伏线寥寥。粤汉线的情形也差不多，张之洞赎回利权后，三省公司租股征收延及基层，乡民抱怨负担，却仍见不到钢轨伸向远方。进度迟缓、账目混乱的困境逐渐公开，京师里不少大臣开始反思商办模式。
1909年邮传部改制，盛宣怀受命主管铁路事务。铁路铺设与国家财政捆在一起，在他看来，唯有统一干线、靠大笔外债才能挽回局面。1911年5月9日，上谕突然颁下：粤汉、川汉等干路一律改属国有，枝支线路仍准地方经营；同时，中枢批准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条款写明“工程管理由中方主理，材料尽用汉阳铁厂产品”。文件措辞严厉，指出“设局多年，徒资坐耗”，却只字未提各省早年集股的去向。
消息自京传来，湖北、湖南、广东虽多有不满，尚可凭借相对优厚的补偿平息。四川却愈想愈不是滋味：本省已征银两千万，换来的却是每百股仅补三十股官债，相当于平白蒸发大半。成都府一位老绅摇头道：“咱们自家掏腰包修路，怎能倒贴？”6月17日，蒲殿俊、罗纶在总厅街召集各界成立保路同志会，谘议局、同乡会、商会齐声呼应。全川分会林立，保路章程一日数版，一场自下而上的联动迅速成形。
7月以后，拒税、罢市、罢课扩散到眉、嘉、遂宁。铺面紧闭，布号悬旗，县衙门征粮无门。同志会本欲稳住场面，奈何补偿始终无解。赵尔丰时任四川总督，初闻风声尚请示朝廷“缓行可否”，很快却接到电令：务必强行执行，并可调用兵力。8月底，赵督调集新军，逮捕蒲殿俊等数十人。有人试图劝阻，赵尔丰只丢下一句：“一日不平，闹事愈炽。”
9月7日，成都提督衙门外，万人请愿队与官军对峙。混乱中一声枪响，街巷顿作修罗。事后统计，死者逾四百，市面血迹未干，怒火却已漫出城墙。武装自卫的“同志军”宣告成立，数日间占领内江、资州，直逼成都。危机之下，湖广总督端方奉旨督办铁路，率部两千入川。为筹兵力，他把湖北新军第八镇抽调一半跟随西进，武昌守备瞬间空虚。
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的革命党人抓住机遇。枪声在江汉关仓库骤起，新军涌向楚望台，劫持军械厂，随后直捣总督衙门。第二天清晨，红旗在紫阳门高悬。端方此刻仍在嘉定急调援军，他并未料到后方已风云突变。四川的枪声与湖北的起义彼此呼应，使得清廷再无回旋余地。
铁路国有化原本是中央整合资源、加速建设的技术之举，却在预备立宪的节点撞上地方积累多年的投资、税收与情感。没有充分协商，补偿失衡，再加强力镇压，各省矛盾被压缩进数月内集中爆发。保路运动因铁路而起，却不止于铁路；辛亥革命借铁路之机，却瞄准整个旧秩序。1911年的秋风伴着列车汽笛穿过汉口江岸，铁轨闪烁冷光，帝国的命运已然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