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最后一餐
1916年6月6日清晨，中南海居仁堂。
厨房里照常忙碌着。那只蒸笼里的肥鸭，从天还没亮就架上了火。厨子老张头蹲在灶前，盯着火候。蒸了三十年鸭子，他的背已经直不起来了。鸭子必须蒸够四个时辰，皮肉分离才算到位。袁世凯只吃鸭皮，一口下去要能吸出骨髓的香气。
老张头不知道，今天这只鸭子，他的主子吃不上了。
同一时刻，五十七岁的袁世凯躺在床上，嘴唇干裂，牙龈渗血，浑身浮肿得像泡发了的海参。他两天没有排尿。德国大夫巴勒弟刚才来过，站在床边看了看，什么也没说，把管家陶树德拉到屋外。
“准备后事吧。”
陶树德站在院子里发愣。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知了突然叫起来。他跟着袁世凯整整三十三年，从朝鲜汉城一路跟到北京中南海。他见过袁世凯骑马挎枪的样子，见过他批阅文件彻夜不眠的样子，见过他把人参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嚼得咔嚓作响的样子。
现在这个人躺在那张雕花大床上，嘴里呼出的气息带着刺鼻的尿骚味。
这是身体从内部腐烂的气味。
一、汉城那个年轻人
1882年，朝鲜汉城。
二十三岁的袁世凯蹲在汉城城墙上，手里攥着一把炒黄豆。他刚从吴长庆的军营里跑出来，坐在城墙上看远处的山。朝鲜的八月又闷又热，他脱了靴子，光脚踩在城砖上。知了叫得人心烦。
壬午兵变已经闹了七天。朝鲜士兵领不到饷银，冲进王宫，大院君趁机夺了权。王妃闵氏跑了，日本人已经在海上集结兵力。清朝驻朝鲜的官员们乱成一团，公文从汉城发到天津要半个月，等朝廷讨论出结果，黄花菜都凉透了。
袁世凯嚼着炒黄豆，已经有了主意。
他跑回军营，直奔吴长庆的帐子。吴长庆正在看地图，头也没抬。袁世凯站在帐门口，说了八个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吴长庆抬起头。这个年轻人刚来朝鲜不到半年，连正式军职都没有。他爹袁保中生前最大的心愿是儿子考取功名，结果袁世凯考了两次乡试，两次落榜，一怒之下把四书五经塞进灶膛里烧了，跑来投军。
“你要多少人马？”吴长庆问。
“三百人。”
“三百人够吗？”
“够。”
那个夜里，袁世凯带着三百人摸黑出发。月亮很大，照得汉城的石板路发白。他们翻过大院君宅邸的围墙，守门的几个朝鲜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住。袁世凯第一个冲进内室，把还在睡觉的大院君从床上拽起来。
天还没亮，大院君已经被押上了开往天津的船。
日本人收到消息时，兵变已经平息了。他们派来的军舰在仁川港外转了两圈，最后掉头回去了。
这件事改变了袁世凯一生的命运。李鸿章亲自上奏朝廷，保举他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二十三岁，从落第秀才到五品大员，这个速度在晚清官场亘古未有。
但也正是在朝鲜，他养成了那个要命的习惯。
二、嚼补药的人
朝鲜冬天冷得刺骨。汉城的使馆里，袁世凯裹着皮袍子批阅公文，炭火烧得噼啪响。
一个朝鲜老医官来给他看诊。老医官须发皆白，把脉的时候闭着眼睛，半天不说话。
“大人身子骨还硬朗，只是阳气略显不足。”老医官从药箱里取出一段鹿茸，又摸出几支老山参，“鹿茸温阳，人参补气，每日少少服用，可保元气不衰。”
袁世凯拈起一支人参看了看，直接放进嘴里咬了一口。苦，涩，但他没吐，嚼了嚼咽下去了。
“这么吃行吗？”他问。
老医官愣了一下。“按规矩，应当文火慢煎……”
“太麻烦。”袁世凯又咬了一大口，“就这么着吧。”
从那以后，他每天嚼人参、鹿茸，像别人嗑瓜子一样。他女儿袁静雪后来回忆父亲时写道：“常常是一把一把地，将人参与鹿茸嚼碎后吞食。”一把一把，这四个字不是形容词。她是亲眼看着父亲把药材当零嘴吃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袁世凯从朝鲜撤回国内。日本人在背后追得紧，他带着几个亲随，日夜兼程跑了七天七夜，到了天津才喘口气。这一年他在天津小站接手编练新军，把七千人扩编到一万两千人。德军教习、德式操典、德制枪械，一切照搬普鲁士模式。
他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凌晨三点起床，批阅公文到天亮；六点去操场上盯着士兵出操，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下午开会讨论军务，晚上接见各级军官，经常到深夜才散。
支撑他的，就是那些药材。
小站练兵十年，他把那些嚼碎的参茸转化成精力、决断力和铁腕手段。北洋六镇的雏形就是这么炼出来的。他自己觉得这是养生秘诀，实际上每一口参茸都在给他的肾脏增加负担。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力到了顶峰。他的饮食规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搬到北京以后，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凌晨五点起床，先喝一碗浓鸡汤，再来一碗牛肉汁。那不是普通的鸡汤，是七八只小母鸡炖了一天一夜浓缩成一碗的膏。牛肉汁也是同理，一斤牛肉熬出一勺汁。
七点早餐，四碟包子，一大碗鸡丝汤面。面是用小母鸡炖的汤下的，汤比面多。
上午十点，一盏鹿茸。那鹿茸是东北产的上等货，切得薄薄的，用滚水冲开，连汤带渣喝下去。
十一点，一杯人参汁。做法是把野山参切成片，用文火隔水蒸六个时辰，蒸出来的汁液浓稠得像蜂蜜。
十二点午饭，正中间永远是那只清蒸肥鸭。鸭子是特意养的，从小喂鹿茸拌高粱。鸭子活着的时候吃了一辈子鹿茸，死后被人吃，人等于吃了浓缩版的双倍鹿茸。
下午三点，西式糕点配自制活络丹，最后再来一块海狗肾。海狗肾是壮阳的，那时他身边妻妾成群，他觉得自己需要这个。
晚上七点晚餐，又是一轮。
一天下来七八顿，而且每顿都不是普通食物，全是“药膳”。除此之外，他还雇了两个奶妈，每天喝新鲜人奶。他真心实意地相信，这套食谱能让他活到一百岁。
但有两个人持不同看法。
一个是他的德国医生巴勒弟，曾经委婉地提醒过他，西方医学认为过量摄入动物蛋白和激素会导致代谢紊乱。袁世凯笑了笑，说你们洋人不懂我们中国的东西。
另一个是他女儿袁静雪。她在回忆录里写，父亲的餐桌上几乎看不到蔬菜和水果。有几次她和几个年长的姨太太一起劝，说老爷您也得吃点青菜。袁世凯摆摆手，说那些东西寡淡无味，有什么吃头。
他不爱吃咸菜，不碰酱菜，蔬菜水果敬而远之。三十年来，他的肠胃里通过的，全是高蛋白、高脂肪、高嘌呤的东西，还有大量的激素和雄性激素类物质。
身体不是算盘，由不得人想怎么拨就怎么拨。
三、报警信号
袁世凯的身体第一次发出严重警告，是在他五十岁那年。
那天他正在批阅文件，突然鼻血涌出来，滴在公文上。他用手帕捂住鼻子，血很快浸透了手帕，又拿来毛巾，也湿透了。家人慌了，请来中医，好不容易才止住血。
从那以后，鼻血成了常客。有时候正开着会，鼻血就流下来了。他习惯了，手边常备着几条手帕。
接着是牙龈。牙龈反复溃烂，刷牙时满嘴是血。吃苹果咬一口，果肉上留下血印子。他觉得是上火，让厨房熬绿豆汤喝，不管用。
然后是便秘。经常两三天排不出便，肚子胀得难受，只好请中医来通肠或者灌肠。到了后来，便秘越来越严重，一周才排便一次也是常有的事。
他还得了牙痛。痛起来半边脸都肿了，疼得整夜睡不着，坐在床上呻吟。但他就是不肯去看西医，只信中医的“上火”理论。
所有这些症状，用现代医学的眼光看，几乎可以明确指向同一个病：糖尿病。
频繁口渴，大量喝水却不解渴；牙龈反复感染，这是糖尿病患者的典型口腔并发症；伤口不易愈合，轻微碰撞就会出现淤青且消退缓慢；便秘和肠道功能紊乱，也是糖尿病常见的植物变表现。
神经病
在那个年代，胰岛素还没有问世。得了糖尿病等于判了死刑，只是缓期执行。
他继续吃着那些肥腻的食物。清蒸鸭子雷打不动，味道越浓越好。红烧肉要入口即化，酒放得足足的。那两个奶妈的奶，他一天都没断过。
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了，他还在往上加压。
四、致命的八十三天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
这个决定的导火索，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这个人，一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甘心。他爹是总统，他觉得自己就该是太子。1913年他去德国看病，德皇威廉二世接见了他，对他说了一番话：“中国应当实行君主制，你父亲应当成为皇帝。”袁克定把这话原原本本地带回国，开始在父亲耳边吹风。
他还干了一件极为恶劣的事——伪造《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当时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袁世凯每天必看，因为他需要了解日本的态度。袁克定让人专门印一份假报纸，每天送到父亲案头，上面全是拥护帝制的文章，营造出一种举国上下都盼着他当皇帝的假象。
这个骗局持续了大半年，袁世凯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一个侍从无意中看到了真假两份报纸，发现内容完全不同，事情才败露。
袁世凯勃然大怒，摔了茶碗，骂袁克定是“欺父误国”。据说他当时抄起鞭子就要抽袁克定，被众人拦住。但即便如此，他已经骑虎难下了。帝制的机器一旦发动，想停下来就难了。
推动帝制的不止袁克定一个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个人组成了筹安会，专门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理论依据。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洋洋万言，论证中国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袁世凯读了大加赞赏，亲笔题写“旷代逸才”四个字送给杨度。
在一片鼓噪声中，袁世凯忽视了反对的声音。
北洋幕府的老人严修劝他，说时局不宜，民心不附。张一麐也劝，话说得很重：“今日称帝，明日即有兵祸。”王锡彤写了一道长长的劝谏书，袁世凯连看都没看完就放在了一边。
这些人都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说的话他听不进去。他更愿意相信袁克定和杨度描绘的那个美妙图景：等到登基大典一举行，天下自然归心，万民自然拥戴。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蔡锷组织的护国军，打着“讨袁护国”的旗号，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与北洋军展开了激战。
袁世凯最初没当回事。蔡锷兵力不过数千，北洋军十几万，在他看来，这只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一个月就能解决。
但战争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蔡锷带着不到五千人的护国军，在四川和曹锟三万北洋精锐打了十八天，硬是没落下风。北洋军内部开始出现动摇，冯国璋、段祺瑞这些袁世凯最倚重的大将，一个称病不出，一个消极怠工。张勋按兵不动，坐观成败。派到四川督战的陈宦，最后干脆通电反袁。
到1916年3月，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相继独立。袁世凯发现自己陷入了全国性的孤立。那些昔日口口声声表忠心的部下，一个接一个地掉转了枪口。
他终于醒悟过来了。
1916年3月22日，当了八十三天皇帝之后，袁世凯正式宣布撤销帝制。当天他把张一麐请来，承认是自己“迷惑昏聩”，没有听他的忠言。这道撤销帝制的命令，就是由张一麐起草的。
张一麐写的命令中，袁世凯自称“本大总统”，不再提“皇帝”二字。那些“洪宪”年号的文件，一夜之间全部作废。
但这一步退得太晚了。护国军不依不饶，坚持要他下台。蔡锷派人传来一句话：“我们誓死保卫共和，您也誓死保卫帝制吧。”这句话彻底封死了袁世凯任何回旋的余地。
各省继续宣布独立。他的老朋友徐世昌告病还乡，不愿再与他来往。一向忠诚的王士珍也开始保持沉默。中南海里，袁世凯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他坐在办公桌前，大半天没有一个人进来汇报工作。
那个曾经门庭若市的总统府，突然变得像一座冷宫。
从三月到五月，袁世凯的体重从一百八十三斤急剧下降到不足一百六十斤。他吃得越来越少，早餐只能喝半碗米汤，午餐勉强咽下几口稀粥。便秘更加严重，肚子胀得鼓鼓的，轻轻一碰就疼得直冒冷汗。
他开始频繁地叹气。有一天他对身边人说：“我的身体实在撑不住了，那些参茸我吃不下去了。”
这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主动说不吃补药。
但已经不是吃不吃的问题了。他的肾脏，在经过三十年参茸的过度滋补、高蛋白饮食的持续负担、加上近半年来极度焦虑和愤怒的多重打击之后，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
五、垮掉的身体
1916年5月下旬，袁世凯的病情急剧恶化。
起初他以为是老毛病又犯了，请来中医开了几服清热降火的药。喝了不管用，又换方子，还是不行。他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筋骨一样，躺在床上起不来。小便越来越少，颜色越来越深，从黄色变成茶色，从茶色变成红色，最后几乎尿不出来了。
5月27日晚上，家人感到事情不妙，连夜请来了京城名医萧龙友。同时被请来的还有一位中医刘竺笙。两人分别给袁世凯诊了脉，然后退到客厅交换意见。
刘竺笙开口就说：“大总统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
萧龙友点头。他诊脉时已经发现，袁世凯的病情远不止膀胱问题。他询问了家属，得知病人近期常感口渴、胸闷，小便频数，身体日渐消瘦。萧龙友判断，这是消渴症——也就是中医对糖尿病的一种称呼——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阶段，并发了严重的肾脏衰竭。他把这个判断写在一张便笺上，交给了管家。便笺上有一句关键的话：“针石药饵，恐难奏功。”意思是各种治疗手段恐怕都很难起效了。
这句话等于宣告了死刑。但他心里知道这是事实——在那个没有透析、没有胰岛素、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尿毒症一旦进入晚期，就等于生命走到了尽头。
袁家不死心，又找了几个江湖郎中，开了一些偏方。那些药灌下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病人的痛苦。
就在这个时候，袁克定和袁克文兄弟俩在父亲病榻前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袁克定主张马上请西医来导尿甚至做手术。他之前咨询过德国医生，认为父亲的病是前列腺肿大压迫尿道所致，只要导尿就能缓解。袁克文则坚决反对，坚持要用中医调理，不愿意让洋人在父亲身上动刀子。
兄弟俩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治病的时机就这样被耽误了。
到了6月初，袁世凯已经进入了间歇性昏迷的状态。袁克定终于下定决心，请来了法国医生贝熙业。
贝熙业是法国人，巴黎大学医学博士，来华行医多年，在北京外交圈里很有名望。他曾经给冯国璋、黎元洪、徐世昌等人都看过病，被称为“御医”。
贝熙业赶到中南海时，袁世凯已经陷入昏迷。他检查之后，建议立即把病人送往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但袁家坚决反对——他们不能让大总统死在医院里，那样太不体面了。
贝熙业无奈之下，只能在床边给袁世凯导尿。当导管插入尿道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引流出来的不是尿，而是血。浓稠的暗红色血液，带着腐烂组织一样的臭味，顺着导管流进接尿袋里。
这是完全性尿路梗阻合并严重感染的表现。贝熙业立刻明白，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他收起器械，向袁家人轻轻摇了摇头。
6月5日晚上，袁世凯从昏迷中醒来了一次。北洋旧部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张镇芳都来了，围在病榻前。徐世昌俯身低声问：“总统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袁世凯说了两个字：“约法。”
这是他关于身后政治安排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的约法，指的是《中华民国约法》——他要在临死前确认，自己的继任者是按照这部法律来确定的，而不是像皇帝那样由儿子继位。他在这最后一刻，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帝制企图。
徐世昌点点头，退后一步。
袁世凯随即再次陷入昏迷。据在场的人回忆，他在弥留之际还说了三个字：“他害了我。”
这个“他”指的是谁？有人说是袁克定，有人说是杨度，也有人说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个皇帝梦。这件事成了一桩百年悬案，也许永远不会有确切的答案。
1916年6月6日上午十点十五分，袁世凯停止了呼吸。
六、鸭子还在蒸
消息传开，袁家顿时乱作一团。
袁世凯走得突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后事的交代。遗体在居仁堂停放了几天才入殓，其间袁家的男女老少哭声震天。几个姨太太哭得昏死过去，厨子老张头蹲在厨房门口呆呆地坐着，那天的鸭子蒸好了没人吃，他也不知道该端给谁。
全国的反应和袁家的悲痛形成了鲜明对比。
很多报纸在头版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袁世凯的死讯，语气里毫无哀悼之意，反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庆幸。天津《大公报》的标题是“袁贼已死，共和重光”。上海《申报》说“元凶既除，国事可望”。各省督军发给北京的电报，措辞客气而冷淡，没有几个人真正感到悲伤。
护国军宣布胜利。黎元洪在6月7日接任大总统，29日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持续了不到半年的帝制闹剧，随着主角的死去而草草收场。
袁世凯的灵柩被运回河南安阳安葬。他生前说过“葬吾洹上”，洹水是他老家门前的一条河。北洋政府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去安阳选址，最后选中了洹水北岸的一片平地，距离袁世凯的出生地不过三十里，他终归还是回到了自己出发的地方。
袁克定想把他父亲的陵墓命名为“袁陵”，用的是皇帝的陵字。他做了一辈子太子梦，到这时还不想醒。
代理国务卿的徐世昌不同意。他给袁克定解释了一通古文字知识，说“林”和“陵”两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通用的，读音相同，意义相通，用“袁林”这个名字，听起来是“林”，实际上隐含着“陵”的意思，一举两得。
袁克定争不过徐世昌，只好接受。于是安阳那座占地一百三十多亩、仿照明清帝陵格局建造的墓园，被定名为“袁林”。墓碑上刻着徐世昌亲笔题写的七个大字——“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既没提中华帝国皇帝，也没提洪宪，只认那个“大总统”的头衔。
袁世凯死后，他那些子女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仿佛他那一生吃下的补药，把后代的气运也提前透支光了。
长子袁克定，摔断了一条腿，被历史剥夺了做太子的机会。北洋政府拨给他的抚恤金，他很快挥霍殆尽。此后的岁月里，他从天津德租界搬到北京宝钞胡同，又从宝钞胡同搬到颐和园的清华轩，住的地方越来越小，日子越来越紧巴。抗战期间日本人看中他“袁世凯长子”的名头，想要他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他断然拒绝了，宁可饿肚子也不做卖国贼。1948年，已经身无分文的袁克定投靠表弟张伯驹度日。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给他找了一个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职位，每月能有几十块钱的薪水，勉强维持生活。1958年他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八岁。他等了一辈子没等到的帝位，最后变成了一张文史馆的办公桌。
次子袁克文，一辈子风流倜傥，花钱如流水。他拜入青帮，在上海、天津开香堂收徒，在江湖上混得风生水起。但钱总是不够花，常常靠朋友接济度日。1931年他在天津得了猩红热，因为没钱好好医治，病情迅速恶化，死的时候才四十一岁。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葬礼都办不起，最后还是青帮的兄弟们凑钱把他下的葬。
第七个儿子袁克齐，晚年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父亲的最后时刻：“父亲把大哥叫到里屋，气息微弱地说了一句话：‘我这件事做错了，你以后可别再上那几个人的当。’”
他说的“那几个人”，指的就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六个筹安会的首要人物。袁世凯到最后终于承认了，他被这些人推着走上的称帝之路，是一条不归路。他临死前对儿子的叮嘱不是治国之道，而是“不要再被人骗了”。
袁家的第三代里，出了一位真正厉害的人物。
袁克文的第三个儿子袁家骝，后来成了国际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工作多年。他的妻子吴健雄更是了不起，通过实验验证了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物理学界享有极高声誉，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正是吴健雄的这个实验，使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袁世凯一辈子相信补药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他自己的孙子却成了顶尖的科学家，用实验室验证了宇宙的基本规律。这恐怕是他嚼着人参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当初那个跟在袁世凯身边三十多年的管家陶树德，后来离开了袁家，在北京开了一间小茶馆度日。有人问他袁世凯到底是怎么死的，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人这一辈子，什么都能算计，就是不能算计自己的身体。”
第二句是：“鸡鸭鱼肉吃了几十年，吃出一身病。人死了，鸭子还在蒸笼里。”
他说完就去招呼客人了。茶馆外面的胡同里，有孩子在唱一首童谣，唱的是那年北京城里无人不晓的一句歇后语：
“大总统的儿子吃人参——肥头大耳长不了。”
袁世凯刻薄了一辈子别人的命运，最后被自己的身体刻薄了回去。
七、药渣
回看袁世凯的一生，你会看到一个人在三十三年里完成了一场漫长的自我消耗。他精准地算计了每一步政治棋局：在朝鲜算计了日本人，在天津算计了洋务派，在戊戌年算计了维新派，在辛亥年算计了清廷和革命党。他像下棋一样步步为营，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但他唯一没算计好的，是他自己。他以为掌控了一切，却连自己吃下去的东西在体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都不了解。他不知道长期大量摄入的人参、鹿茸、海狗肾这些药材，含有大量的激素和雄激素类物质，会严重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他不知道三十年如一日的高蛋白、高脂肪、零蔬果的饮食结构，会让他的肾脏从强壮走向衰竭。他不知道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病在暗处悄悄发展，等它们浮出水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更不知道，持续半年的暴怒和焦虑，对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身体来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样东西杀死了五十七岁的袁世凯：三十年过量的参茸补品、八十三天举国唾骂的皇帝梦、最后半年内外交困的绝望。这三股力量拧在一起，绞断了他身体里最后一根还能运转的发条。
中南海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在。夏天知了照样叫，秋天落叶照样飘。厨房里的蒸笼换了新的，厨子换了新的，但日子照旧过着。只是那只清蒸鸭子，再也没有人用象牙筷子仔细地剥皮吃了。
袁世凯死后第十八年，1916年7月14日，北洋政府发布了惩办帝制复辟祸首的命令，杨度名列首位。这个曾经被袁世凯亲笔题写“旷代逸才”的人，成了万夫所指的通缉犯。
命运有时充满残酷的对称性。就在同一年11月，蔡锷在日本福冈因喉癌去世，年仅三十四岁。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成了中华民国历史上享受国葬的第一人。
袁世凯和蔡锷，一个是帝制的推动者，一个是共和的捍卫者，一个五十七岁死于补药过度和权力幻灭，一个三十四岁死于长年肺疾和为国操劳。他们从没有正面交过手，却在历史里站成了鲜明对照的两座碑。
安阳洹水北岸的袁林至今还在。那座占地一百三十余亩的墓园，神道两旁立着石人石马，格局模仿的是明清帝王陵寝的规制。墓碑上徐世昌题写的字迹依然清晰——“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七个字，没有皇帝，没有洪宪，没有中华帝国。
只有大总统。
袁世凯一辈子做过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做过小站的新军统帅、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做过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做过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最后还做了八十三天众叛亲离的皇帝，到头来刻在墓碑上的，还是他身不由己被推上、又亲自动摇并失落了的那个身份。
曾经在北京流传过一副对联，据说是袁世凯死后有人偷偷贴在中南海附近的墙上：
“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字面上这是一副药方对子，“六君子”和“二陈汤”都是中医常用方剂。但内行人都知道话里有话。“六君子”指的是筹安会那六位拥立帝制的首要人物——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二陈汤”说的是陈宦、陈树藩、汤芗铭这三个人，他们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北洋大将，最后在关键时刻一个接一个地通电反袁，给了他最致命的政治打击。
一副对联，把袁世凯的政治生涯和死亡原因都说尽了。他的病起于“六君子”的鼓噪推戴，死于“二陈汤”式的众叛亲离。到头来，他磕了三十年的参茸补药，没能帮他坐稳那张龙椅，反而把他提前送进了黄泉。
后人在河南安阳参观袁林时，常有人在神道尽头的墓碑前驻足很久，不是凭吊一个死去的人，而是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到底能有多聪明又多愚昧，才能在同一个领域里，把每一步都算到极致精致的程度，却把最基础的那个变量——自己——彻底遗忘？
袁世凯用三十年嚼碎了无穷无尽的参茸，最后参茸还给他一副被榨干了最后一丝元气、从牙床和鼻腔渗出血水来的残破躯体。他身边的人用“肥头大耳”形容袁家子女，用“鸭子还在蒸着”形容他死时的突然，用“袁贼已死，共和重光”为他的人生画上句号，最后用“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为他做了盖棺定论。
这个定论里没有皇帝，没有洪宪，没有那些他赌上后半辈子押注过的头衔。
只有三个字：大总统。
那个他二十三岁时在朝鲜的城墙上嚼着炒黄豆、光着脚看远山、觉得自己还有无限未来的青年，如果能看到五十七岁躺在中南海卧房里牙龈溃烂、浑身浮肿、被半昏迷和氨水味的呼吸带走的自己，也许会问问那个嚼着第一口人参的年轻人：
你真的需要这东西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蒸笼里的鸭子已经凉了，桌上的参茸还散落在那里，槐树上的知了突然停了叫声。中南海的夏天和任何一个夏天没有区别，照常天亮，照常天黑，照常有人起床，照常有人死去。只是那个一辈子算计一切的人，从此不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