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一则“120未及时搬抬老人致其去世，家属获赔17万”的新闻登上热搜，将这起发生于2024年的悲剧再次拉回公众视野。当急救人员与家属因“搬不搬抬”僵持近40分钟时，病床上的老人生命正在流逝。这不仅仅是一次医患纠纷，更折射出我国院前急救体系中长期存在的制度困境。
延误的40分钟与一次本可避免的悲剧
2024年6月9日深夜，山西阳泉，85岁的陈女士因“胸憋”身体不适，其家属紧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约10分钟后抵达老人位于一栋无电梯老式居民楼的五楼家中。此时，老人意识尚清晰，已准备好前往医院。
然而，从家中到楼下救护车的这段路，却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天堑”。当家属提出希望急救人员帮忙将老人抬下楼时，却遭到了拒绝。医护人员以“不负责搬抬”为由，要求家属自行找人帮忙。尽管家属恳求，并表示现场有两名医护人员、一名司机、家属和保姆共五人，完全有能力合力搬运，但这一提议依然被拒绝。
就在这长达近40分钟的僵持与等待中，老人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直到此时，一名医护人员才与家属合力将老人抬下楼。然而，救护车仅行驶4分钟抵达医院，老人已无自主呼吸，最终于次日凌晨抢救无效去世。
“搬抬”究竟是情分还是本分？
事件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搬抬危重病人是否属于急救人员的法定义务。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家属方认为：搬抬本就是急救流程的一部分。现场明明有充足的劳动力，却因急救人员的拒绝而延误了抢救，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完全是一场可以避免的人祸。
急救中心方则认为：搬抬并非医护人员的法定义务，协助搬抬仅为“情分”。他们依据《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和山西省的相关规定，强调其配备的一医一护一驾驶员主要职责是医疗处置，不包括法定搬运义务。若医护人员承担搬运，会占用急救精力，扰乱急救秩序。
司法裁决：不只是“搬抬”的错，更是医疗处置的过
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并未将“搬抬”作为唯一的判决依据，而是全面采纳了司法鉴定意见。这份鉴定意见明确指出，急救中心存在三项核心过错，且与老人的死亡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1.医疗处置不当：老人心电图已显示“极度心动过缓”，有明确的用药指征，但急救人员现场未及时使用相关药物进行救治。
2.严重延误搬运：对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危险的危重患者，耗时40分钟才搬运下楼，严重延误了最佳救治时机。
3.抢救操作不规范：在老人心跳呼吸停止后，医护人员实施的心肺复苏操作不符合规范。
基于此，法院认定急救中心需承担50%的赔偿责任，判决其赔偿家属17万余元。2025年11月17日，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最新进展：17万赔偿终到位，官方介入约谈
然而，判决生效后，家属迟迟未能收到赔偿款。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为社会热点。
2026年2月26日，阳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确认报道属实，并对老人离世表示痛心。通报称，已对市急救中心进行严肃约谈，责令其立即、限时足额支付赔偿款。
据最新消息，去世老人的家属冯女士已于2026年2月27日下午，收到了阳泉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支付的17万余元赔偿款。此外，家属也就涉事医护人员的处理及病历规范等问题向卫健委进行了投诉，卫健委表示会依法依规推动妥善处理。
深层反思：担架员短缺，谁来托起急救的“最后一百米”？
此案虽告一段落，但暴露出的院前急救体系短板却值得深思。在老龄化社会加剧、老旧小区无电梯普遍存在的背景下，“担架员配备”成了急救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据红星新闻报道，阳泉急救中心坦言，早已意识到担架员配置问题，但因资金缺口，多次建议配备的意见均未落实。这并非一地之困。山东德州卫健委曾测算，仅配备日常值班车辆的担架员，每年就需投入资金超1400万元，资金缺口巨大。
一方面是制度规定与资源不足的现实矛盾，另一方面是民众对“120”包含搬抬服务的朴素期待。新京报评论指出，化解“抬不了”的困境，不能仅靠急救人员的“情分”，而要靠更完备的制度体系。除了通过专项经费解决“钱”的问题、按额度配齐医疗救护员外，也可通过优化急救装备（如爬楼梯轮椅）、完善老旧小区改造、建立社区应急联络网等方式，弥补人力不足。
医护人员最感无力的是，当医疗被简单等同于“服务行业”，一旦拒绝非医疗性的搬抬要求，就容易陷入“冷漠无情”的舆论漩涡。
什么情况必须抬？抬不动怎么办？搬抬致损谁来赔？医护人员迫切需要一套明确的、可操作的规范来规避风险，而不是在“做也错，不做也错”的夹缝中凭良心和运气办事。
如何让每一次120的鸣笛声后，等待患者的都是及时的援手，而非“谁来抬”的推诿，这是此案留给社会最沉重的追问。
参考来源：红星新闻
编辑：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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