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2026年2月24日的一篇文章《异国他乡遇“同乡”？莫让“深情”换“深渊”》，被各大官方媒体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描述了一个逻辑闭环、结果并不坏的“完美故事”。
它具备官方警示案例的典型特征：境外敌对势力（恶）、无知受骗的群众（弱）、国家安全机关（善）。这种叙事看似滴水不漏，若剥离立场，仅从“这个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以及“它刻意隐藏了什么”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缺陷和深层含义便浮现出来。
本文从常识与逻辑的角度，对这个故事中可能存在缺陷进行分析。
或有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这类文章的典型特征是“完美叙事”和“身份模糊”。我们不妨把这篇文章看作一个精心编撰的故事，而非真实的案件记录，其中的“逻辑缺陷”往往不是为了讲故事而留下漏洞，而是为了规避风险、保护隐私或达成特定宣传效果所做的刻意留白或重构。
一、刻意塑造“完美受害者”形象
1.身份信息的空白
文章对李某的描述仅限：性别无（隐含为男，“李某”）、出境目的（探亲）、家庭状况（子女定居国外）。
刻意隐藏的信息：年龄、职业、教育背景、地域来源；与子女的关系程度、探亲频率；在国内的社会网络、政治面貌、经济状况（“受骗数万元”是全部积蓄还是零花？）。
逻辑分析：一个没有具体身份信息的“普通人”，既无法被核实，也无法被关联到任何真实社会群体。这种“去身份化”恰恰是叙事安全的最高形式——无法证伪，亦无法同情。
同时隐含警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面临这种情况。
2.个人动机的“去政治化”
李某被蛊惑的动机限定为“家庭团聚”——这是普世情感，无任何争议。但文章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李某真的只是“渴望团聚”，在子女已经定居国外的前提下，为何选择非常规渠道而非正规移民途径？
故事排除了以下可能的解释：
李某不具备正规移民的经济/技能条件（暗示其社会阶层？）；
李某有某种原因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健康、背景、前科？）；
李某对移民程序的认知存在严重误区（信息闭塞或认知局限？）；
这些排除使李某表现出“无辜”，但也使故事失去复杂的真实性。
二、设计出一个“完美坏人”形象
反华组织头目雷某的行为模式，勾勒出一个愚蠢的“完美坏人”。
情节一：
雷某表现：“反华组织头目”、“成立组织”、“包装受迫害者”
叙事功能：证明境外存在系统化敌对势力
逻辑缺陷：如此系统化的组织为何需要随机“偶遇”探亲者？
情节二：
雷某表现：“以同乡身份套近乎”并用“话语打动”
叙事功能：证明普通人易受蛊惑
逻辑缺陷：组织的高级头目需要亲自执行拉人的初级工作？
情节三：
雷某表现：“用投名状威胁”李某并“强迫其继续工作”
叙事功能：证明威胁具有持续性
逻辑缺陷：既然已识破，威胁貌似已经不具有约束力。
情节四：
雷某表现：“骗取数万元”
叙事功能：证明境外势力唯利是图
逻辑缺陷：一个组织化运作的境外势力需要这点收益吗？这种收益与成本貌似并不匹配。
雷某的行为存在矛盾：
对于雷某的描述，同时具有“高度组织化”和“低级行骗”的双重特征，这种矛盾或是服务于叙事需要——既证明敌人强大且系统化（需要国家层面应对），又证明敌人愚蠢、卑劣且可战胜（个体只需警醒即可防范）。
三、“完美转折点”的时机控制
精心构建了一个“幡然醒悟”的节点。
李某的觉醒发生在“入籍无望”时，而非以下更早的节点：
第一次被要求签署“投名状”时；
第一次发表“抹黑言论”时；
第一次被拍摄留存证据时；
第一次被要求“捐助”时。
在整个过程中，李某一直生活在国外子女家中，其活动似乎是定居国外的子女完全隔离。
叙事逻辑：
如果李某在早期任一节点醒悟，故事就会变成“普通人识破骗局”，削弱“境外势力狡猾”的宣传力度；如果李某始终没有醒悟，则故事成为“彻底堕落”的案例，会失去宣传教育意义。
“入籍无望”作为转折点的巧妙之处：
保留李某的“受害者”身份（非主动背叛）；
证明境外势力的“欺骗性”（承诺不兑现）；
为“回国后主动报告”提供了动机（主动断绝联系+内心惶恐）
回避了可能的道德困境（李某从未真正认同反华立场）
精心设计一个“零道德风险”的故事——李某无需被追问“真实的选择是什么？”
四、展示制度下的“完美结局”
1.处理结果的矛盾之处
矛盾一：
李某行为：“多次完成交办任务”（未提及何种任务）
处理结果：“批评教育”
矛盾之处：行为和频次与处罚并不匹配
矛盾二：
李某行为：“参加反华组织”
处理结果：非刑事处理
矛盾之处：组织成员身份与个体免责之间的矛盾
矛盾三：
李某行为：“签署投名状”
处理结果：暗示这种文件的签署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矛盾之处：文件效力与处置结果没有任何关联？
深层因素：
这种“宽大”处理结果并非逻辑缺陷，而是精准的国家政策宣传导向——向潜在的相似人群传递“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信号，降低其主动报告或投案自首的心理负担。
2.法律引用“选择性呈现”
文章引用《反间谍法》关于“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条款，但是忽略了以下信息：
《反间谍法》对“间谍行为”的定义是否涵盖李某的具体行为？比如，文章中提到的“多次完成交办任务”、“参加反华组织”、“签署投名状”等。
“不予追究”的适用条件中的“悔改表现”是如何认定？
在《刑法》中有“背叛国家罪”、“间谍罪”等罪名，与本案有没有相应的关联关系？
虽然《反间谍法》有宽大条款，但在现实中，对于一个已“签署投名状”、“参加反华组织”、“发表抹黑言论”并被录像的人，仅仅“批评教育”就足够了？
核心提示：
这种选择性呈现人为制造一个法律适用范围的模糊地带——李某的行为究竟属于“受诱骗参加”还是“主动加入”，以及“多次完成交办任务”、“参加反华组织”等事实的定性，完全取决于叙事需要而非法律条文的适用。
五、“完美叙事”具有宣传功能
1.信息展现的层级控制
公开信息：警告普通人易受境外势力诱骗，用以警示公众；
隐含信息：隐含了国家已经掌握境外组织的运作细节，展示了国家机器具备的能力；
禁忌信息：真实案例的具体细节、处理标准、统计规模，这些内容完全保密。
2.意识形态下的“普通人”概念
文章反复强调李某“普通人”身份，这个概念实为政治宣传的策略性使用。
需要证明威胁的普遍存在时，“普通人”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境外势力的目标；
需要解释行为的合理性时，“普通人”则隐含了缺乏辨别能力、信息闭塞等普遍特征。
需要向大众宣传制度具有的宽容性时；“普通人”就意味着值得挽救，并可以被教育改造。
被刻意忽略的“普通人”应当具备的属性有：
普通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也有复杂的利益计算；
普通人无论信息是否充分，都会根据自己利益做也风险选择；
普通人更有可能在事后的叙事中重构自身的主观动机或隐瞒某些东西。
缺乏上述因素，“普通人”便会成为一个被动的、无知的、等待被拯救的客体，而非具有自主性的独立个体。
六、或许永远无法得知真相
1.这个故事无法被证伪，因为：
主体隐匿：李某、雷某均为化名，无任何可追溯的信息
时空模糊：“近年来”、“该国”——没有具体信息
信息黑箱：“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处理”——程序不可见、信息不公开
自我指涉：所有信息来源均为同一叙事系统
2.这个故事也无法被证实，因为：
行为逻辑断裂：动机与行为、成本与收益、威胁与服从之间均存在逻辑断裂。
制度细节回避：核心的法律适用、证据标准、处理程序被刻意回避或隐瞒。
无法寻找反例：无法查询任何“如果未主动报告”的对照案例。
结语：
这不是一个“假故事”，而是一个具有高度宣传功能的真实叙事——其真实性不是某个具体人、具体事的对应，而是特定的社会治理条件下，能极为有效地传递警示信息：
告诉潜在的“被诱骗者”，报告门槛低，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从而达到分化敌对组织的效果；
告诉普通公众，认识到存在着“境外势力诱骗”的可能性，一时糊涂不要紧，“只要回头，会得到国家保护”。
同时也警告境外反对势力，我们国家“一切尽在掌握”，不要试图兴风作浪。
至于故事中的“李某”是否存在、具体经历了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通过叙事进行了一次完美地宣传——叙事里，敌人是清晰的，受害者是无辜的，国家是有效且宽容的，而个体唯一需要做的，是在特定时刻做出特定选择（主动报告）。
这种“完美”本身，或许正是最大的常识与逻辑缺陷——真实的世界从来不是如此洁净和美好。
对于读者而言，不必纠结“李某”或“雷某”是傻还是笨，是真还是假，更应当看到背后的警告：
任何试图绕过规则（如快速入籍）的捷径，都可能是陷阱；掉入陷阱后，唯一的生路是回归（自首），这需要勇气，并且真实的代价可能比文章描述的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