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几十万粉丝的网红“数据分析师”臧否简化字，说“被简化了的汉字，缺少了它本该有的意义，我挺认同。……不得不说，简化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损失了汉字原本的韵味和意义”。
其文中，贴出了一张图片，包括“亲—親却不见；爱—愛却无心；产—産却不生”等等。
说得挺有道理是吧？
不好意思，貌似“高大上”的吐槽，却可惜没“吐”在“槽点”上，反而不经意间显露出对简化字如何简化，以及汉字数千年演化历史缺乏足够的了解。
就来说说“无心”的“爱”。
的确，相当长的时间里，“爱”写为“愛”。
可是，在古人那里，“愛”字本义，并非“有心之愛”，而是汉字六书构字法中所说的“假借字”。
“愛”字本义是什么？
《说文·夊部》：“愛，行皃（貌）也。从夊，㤅声。” 又：“夊，行迟曳夊夊也。……凡夊之属皆从夊。”
照此说，“夊”，是趿拉着鞋缓慢行走；凡是“从夊（以‘夊’为部首）”的字，本义都与“行走”有关。
可以为证的，是“慶（庆）”字。
《说文》：“慶，行贺人也。从心、夊。” 又：“贺，以礼奉人，慶也。”
或许为强调“心诚”，许慎将“慶”收入《心部》，然而除了“从心”也仍然“从夊”。
段玉裁《注》：“从夊，故云‘行贺人’……谓心所喜而行也。”
这应该是“从夊”诸字的古人造字初心。
“愛”，后来如何从“行走貌”假借为“有心之愛”？
所谓“有心之愛”的本字，是《说文》“愛”条中所说的“㤅声”之“㤅”。
《说文·心部》：“㤅，惠也。” 又：“惠，仁也”；“仁，亲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今字假愛为㤅，而㤅废矣。愛，行皃也。”
此一假借，约发生于战国末年，并与秦篆有关。
甲骨文中，目前未见“㤅”及“愛”字。
金文中，西周亦无“㤅”和“愛”字。
如《说文》所云，更早的古人，使用“惠”“仁”“亲”等表达“有心之愛”。
或曰，《论语·颜渊》记载孔子与弟子颜渊的对话：“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孟子·离娄下》则明确有了“仁者爱人”一语。
是不是春秋末年，已经有了“㤅”或“愛”字及所对应的语言呢？
目前，尚未发现相关考古证据。
但需知道，《论语》多处记载曾子（前505—前435）晚年事迹，并提及他去世前的对话，说明成书必晚于曾子活动期。结合出土文献与学术考证，《论语》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420年—前400年，即战国初年。
当然，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因而相应文字一定晚于语言的出现。
出土文献可见最早的“㤅”字，出现于战国早中晚期的燕、中山、三晋、楚等——
彝器铭文：燕侯载器（战国早中期）；中山王厝方壶（前314年）、妾字囗壶（同上）。
玺印：三晋忠㤅玺（战国中期）。
楚系简帛：楚简《孔子诗论》（战国中期，约前350年左右）；包山楚简（战国中期偏晚，约前316年）；郭店楚简《老子甲》《缁衣》《五行》（战国晚期偏早，前300年左右）
以上彝器铭文及简帛中，皆有“㤅”字而无“愛”。
大差不差，这应该是可与《论语》中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相衔接的。
史上，“愛”字最早出现于秦篆中。
如，《睡虎地秦简》（书写于约前246—前217年）；如《里耶秦简》（简文年号自前222—前208年）。
以上秦简中，有“愛”字而无“㤅”字。
需注意的是，《睡虎地秦简》中，“愛”假借为“㤅”，仅见于“择吉占卜”篇章，如《日书乙种82》：“以娶妻，女子愛囗（之）”；《日书乙种100》：“生子，人爱之。”
《里耶秦简》中，“愛”字，仅见用于人名，与“情感”无关。如“9-1566”号简：“蛮夷爱（释文：蛮夷人某，名字叫‘愛’）”
战国争雄，文字各异。所以，秦皇统一六国后有了“书同文”。
书同文，以秦篆（小篆）为标准文字，尽管里面仍然有“㤅”字，不过书写使用亦以秦为基准——于是“愛”假借“㤅”便发生了——秦篆中又产生了秦隶，之后的汉隶则将当时“常用字”的字形字义大致确定了下来。
这就是由“㤅”到“愛”的演变过程。
若没有上述过程，或许“愛”根本不用“简化”——使用“㤅”，不是已经很“简化”了吗？
许慎，在《说文》“㤅”字条下，还收入了“㤅”的“古字”——“上既下心”——原来，“㤅”也是简化字——“上既下心”，或为孔子“仁者爱人”之“爱”也未可知。
进一步说，“爱”之“有爱无心”，并不是新中国才实行的规范简化字。
汉字肇始，当为贵族巫觋集团用于占卜，是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之后，其使用，逐渐向政治、经济、历史、司法、民生等领域扩展，春秋战国前后已进入民间——孔子办私学当为例证。
秦汉之后，汉字普及率和使用频次进一步提高，因而有了草书、行书——汉代行政文书、军情羽檄激增，隶书规整难写，书写者为“赴急”而省笔、连笔，形成隶草（草书雏形）。西汉史游《急就章》，将民间草写规整为章草（字字独立、保留隶意）；再至魏晋王羲之，去隶意、增连带，演为今草。
王羲之《十七帖》《执手帖》中，“愛”字之“心”已基本省略。王献之《先夜帖》《汤酒帖》则更进一步，“心”与“夊”已形似“友”字。
这是“有爱无心”的起步。
北魏、隋代碑刻中，“愛”字多有“无心”字迹。
盛唐颜真卿《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等经典颜楷碑帖中，“愛”之“心”亦以“一”代之。
至宋元明清，刻本、民间、书法里，“无心”之“爱”，一直是常用俗字，且越加普遍。
新中国建立后，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收录了“爱”，替代“愛”，所遵循的是“约定俗成”和“述而不作”原则。
古人将“上既下心”简化为“㤅”；秦人又假借“愛”代“㤅”；草书为“急就”而“省心”，到唐楷从之；再到千余年间社会普遍使用“无心之爱”——现代规范简化字为“爱”，难道不可以么？
草书与行书的产生，本质上，是汉字在效率优先与文字演变双重驱动下的自然革新；核心目的，是为应对日常书写的快捷需求，从隶书母体中快速脱胎，最终成为兼顾实用与审美的书体。
汉字，终归不是贵族文化集团的独享奢侈品，易写易识易记应是显著特征——其作为汉语的符号，即便纯为“记号”亦不会使文化传承断层。
从“上既下心”到“㤅”到“愛”，再到“爱”，其承载的类如“仁者爱人”的内涵并不曾丢失。
有时候，揶揄“亲親却不见；爱无心；产産却不生”等等，多少会令人觉得有些矫情的。
所谓“亲親却不见”“产産却不生”等，“亲”“产”也是民间使用了逾千年的“俗字”。
普罗大众，任何时候都该是汉字主要的使用者和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