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以来，我迷恋上知青题材的文章，特别是草根作家发表在自媒体平台的文章，我几乎是一篇不落，每一篇文章我都从头到尾认真阅读，有的文章我要反复阅读好几遍。因为这些知青题材的文章中，有我年轻时的影子。我十六岁跟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劳动锻炼，在苏北农村生活了八年，也和插队知青一起居住了好几年。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到底算不算是知青呢？
1970年的冬天，北风裹着苏北平原的寒气，把南京城的暖意吹得一干二净。我刚结束初中的最后一堂课，满心盼着升入高中，继续在校园里读书成长。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父母，不知因何缘由被通知下放劳动，我们一家五口——父母、读小学的两个妹妹和我，就这样告别了生活多年的南京城，踏上了前往苏北淮阴县老张集公社刘庄大队下放劳动的路途。
当年的住房
那时的苏北，天寒地冻，田野一片萧瑟。车子一路颠簸，把我们从繁华都市带到了贫瘠的乡村。大队干部在村口等候，简单的寒暄后，便把我们的户口落在了刘庄七队。七队的刘队长是位憨厚朴实的伯伯，脸上刻着风霜，说话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他把我们领到队里的三间土坯瓦房前，苦笑着说：“先凑合住，等天暖和了，队里就给你们盖新房子。”
推开房门，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呛得人直皱眉。房子不知空置了多久，墙壁斑驳，门窗破损，屋里屋外几乎是一样的温度。没有炉火，没有取暖设备，冰冷的地面放着两张简陋的木床，让我们一家五口瞬间陷入了茫然。从南京的楼房到苏北的土屋，从温暖的家到四面漏风的陋室，那种从天堂坠入地狱的落差，至今想起来心情还很沉重。
刘庄是个典型的苏北穷村，土地贫瘠，物产单一，地里种的大多是高粱和红薯，小麦和谷子很少。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清苦，上顿是红薯稀饭，下顿是高粱面饼子，十天半月都吃不上一顿菜，能就着咸菜下饭，就算是不错的伙食了。可就是这样一群生活在温饱线上的父老乡亲，却有着最淳朴、最善良的心。我们到刘庄的第二天，社员们就自发地送来红薯、咸菜，你一碗小米我一瓢高粱面，把自家仅有的口粮分给我们这个外来户。队长伯伯更是忙前忙后，在场院挑来干柴，送来了马灯，还有一条长板凳和两个小凳子。这些东西在城里不值一提，可在当时的刘庄，却是乡亲们最珍贵的心意。正是这些温暖，让我们在冰冷的土屋里，感受到了一丝人间暖意，有了一个勉强栖身的家。
初到农村的日子，满是不适与煎熬。夜里不敢去屋外的茅房，只能缩在屋里强忍；红薯和高粱面吃一两天还觉得新鲜，可没过多久，就难以下咽，烧心、反酸的滋味折磨着肠胃，也折磨着那颗思念家乡的心。我常常望着南京的方向，想念城里的课堂、想念熟悉的街巷、想念不用为衣食发愁的日子。可看着父母默默承受着劳动的艰辛，看着两个年幼的妹妹怯生生的模样，我只能把委屈藏在心底，学着适应这陌生的一切。
没过多久，我们迎来了在苏北的第一个春节。节前，父亲拉着我去集市赶集办年货。集市上人头攒动，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们买了白菜萝卜、猪肉粉条，这是近两个月来难得的荤腥；还买了鲜红的对联、鞭炮和糖果。父亲一边置办年货，一边笑着说：“不管处境如何，年都要过得高高兴兴，日子总会有盼头。”
过年那天，整个刘庄都沉浸在年味里。乡亲们端着热气腾腾的馒头、拿着自家做的豆腐、蒸的团子等吃食给我们家送来。饺子的香气、乡亲们的笑脸，驱散了土屋的寒冷，也融化了我们心中的隔阂。父亲把买来的鞭炮和糖果分给左邻右舍的孩子，孩子们的欢笑声，让这个简陋的家充满了生机。就这样，我们和村里人渐渐熟悉起来，不再是格格不入的外来者，而是融入刘庄的一家人。
春节过后，天气渐渐转暖，田野里泛起了新绿。我和父亲扛起锄头，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干农活。从未摸过农具的我们，连挑粪、播种都笨手笨脚，可队长伯伯和社员们从没有嫌弃过我们，反而处处照顾。队长给我们安排最轻松的农活，社员们手把手教我们干农活，帮我们干农活，都把我们当成了自家人。
刘庄七队除了我们一家下放户，还有十多名城里来的插队知青，他们的年龄和我相仿，共同的经历、相似的心境，让我们很快熟络起来。劳动之余，我总爱往知青点跑，和他们一起聊天、看书，倾诉在农村生活的酸甜苦辣。有的知青想家想得偷偷抹眼泪，我就把他们带回我家，母亲总会拿出最好吃的东西招待他们，轻声细语地安慰，鼓励他们不要荒废学业，趁着空闲自学高中课程，为未来攒下底气。
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心疼她，从不让她参加田间劳动。闲不住的母亲，便把心思放在了村里的孩子身上。她主动教左邻右舍的孩子识字读书，还让我跑到公社供销社买来本子和铅笔，免费发给大家。昏暗的土屋里，常常挤满了求知若渴的孩子，母亲耐心地教他们写字、算数，用温柔的话语，点亮了孩子们心中的知识之光。
张成义和知青们一起劳动
那年秋天，刘庄小学的公办教师调走了，队长伯伯得知母亲有文化，便提议让她到学校当代课老师。母亲欣然应允，从此，三尺讲台成了她的阵地，不仅教孩子们知识，还把城市的文明与温暖，播撒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也是在这一年，大妹去公社中心校读初中，小妹跟着母亲在刘庄小学读四年级，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妹妹渐渐长大，队里兑现承诺，给我们盖了三间新房。可一家五口挤在一起，终究有些不便。征得队长同意后，我搬到了队里的知青点，和插队知青们同吃同住。因为我是从省城来的，见过些世面，做事也稳重，队长伯伯便让我担任知青小组的组长。
可这个任命，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我是跟随父母下放劳动的下放户子女，并非主动下乡插队的知青，我有什么资格担任知青组长呢？这个疑问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底，让我忐忑不安。可看着队长信任的眼神，看着知青们真诚的目光，我实在无法推辞，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重任。
担任组长后，我不敢有丝毫懈怠。生产劳动中，我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起早贪黑，以身作则，用行动带动大家；知青点里，我主动挑水、做饭、打扫卫生，从不偷懒抱怨；业余时间，我带领大家学毛选，坚持自学高中课程。遇到难题解不开，我就领着知青们回我家，让身为知识分子的母亲给大家辅导讲解。父母为人和蔼可亲，学识渊博，知青们都愿意来我家串门，每次到来，母亲总会拿出零食、饭菜招待大家，这里成了知青们温暖的港湾。
我尽心尽力地为知青点付出，带领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学习，日子过得充实而忙碌。1974年秋后，公社评选模范知青，队里的知青和社员们都一致投了我的票。我满心欢喜，以为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可到了公社知青办，却被泼了一盆冷水。知青办负责人明确告诉我，下乡插队知青的登记表里没有我的名字，知青办也没有我的档案，我不算下乡插队的知青，没有资格参评模范知青。
那句话像一把冰冷的刀，斩断了我所有的期待。我默默离开了知青办，心里满是委屈与迷茫。可即便如此，我没有抱怨，没有懈怠，依旧担任着知青组长，依旧带领大家积极劳动、刻苦学习。因为我知道，身份不重要，人心最重要，知青们的信任、乡亲们的认可，比任何荣誉都珍贵。
时光匆匆，转眼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无数年轻人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我满心欢喜，准备报名参加高考，可偏偏此时，母亲要回南京看望重病的外婆，让我陪同前往，就这样错过了报考时间。看着知青点的一名男生顺利考上徐州师范学院，我心中满是遗憾，却也只能安慰自己，来年还有机会。
1978年夏天，我和大妹刚参加完高考，父母就接到了上级通知，我们一家可以回城了。这个消息，让我们一家人欣喜若狂，八年的下放岁月，终于看到了尽头。父母立刻办理好回城手续，带着小妹先返回南京，我和大妹留在刘庄，等候高考录取信息。
那段日子，既忐忑又期待。看着熟悉的田野、亲切的乡亲、朝夕相处的知青，心中满是不舍。这片土地，虽然贫瘠，却收留了我们八年；这里的乡亲，虽然清贫，却给了我们最真挚的温暖；这里的岁月，虽然艰苦，却磨砺了我们的意志。刘庄，早已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初秋时节，录取通知书终于送达。我被南京大学录取，大妹考上了复旦大学。双喜临门，我兄妹激动得热泪盈眶。告别乡亲们，告别还未回城的知青，我们踏上了返回南京的路途。八年苏北岁月，弹指一挥间，从少年到青年，我把最珍贵的青春，留在了刘庄的田野里，刻在了生命的年轮中。
回到南京后，生活重回正轨，我在大学校园里刻苦学习，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日子平淡而幸福。可我从未忘记过苏北的刘庄，从未忘记过那里的乡亲。工作之余，我常常跟着父亲回到刘庄，看望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父老乡亲。每次回去，乡亲们都会拿出最新鲜的土特产，花生、红薯、绿豆，塞满我们的行囊，热情的笑容、淳朴的话语，依旧和当年一样温暖。
当下，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坚持每年回一次苏北，看着村庄的变化，看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心中满是欣慰。八年的下放岁月，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生活经历，它教会我坚韧、善良、感恩，让我懂得了生活的真谛，也让我与这片土地、这里的乡亲，结下了割不断的血脉深情。
时至今日，我心中依旧有一个未解的疑问：我跟随父母下放农村八年，和知青们一起劳动、一起学习，担任过知青组长，为农村建设付出过青春，可因为没有正式的知青档案，不被官方认定为知青。那么，我到底算不算知青呢？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几十年，却始终没有答案。或许，身份的定义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段岁月真实存在过，那些温暖真实感受过，那份牵挂真实延续着。我在刘庄成长，在苏北成熟，这片土地赋予我的一切，早已超越了“知青”这个标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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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庄的茅草屋、田野里的红薯地、乡亲们的笑脸、知青们的陪伴，还有母亲在油灯下教书的身影，父亲扛着锄头劳作的背影，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八年苏北情，一生故乡缘，无论身份如何，我永远是刘庄的孩子，永远铭记着那段苦难与温暖交织的岁月。
讲述人：张成义老师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