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19世纪，西方国家中除了英国以外，许多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农奴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则没有农奴制的概念（西藏为特例）。英国早早废除了农奴制，这一历史转折可谓偶然（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使得废除农奴制对统治者而言变得较为有利），同时也与其对外扩张的需求密切相关。对外掠夺也使得对内的极度压榨显得不那么必要。
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内政上的统治相较于中国而言，往往显得更加粗暴和野蛮，许多国家到很晚都保留农奴制或相当于农奴制。也不跟你讲什么道道，这块土地是某位领主的领地，那么这土地上的农民就是他的农奴，除了交租服役，还不能迁移到别的领地，具有人身依附关系，这多少带点奴隶社会的影子，体现的是“丛林法则”。从这里可以看出，以往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不大合适的，只不过成了一种习惯叫法罢了，它应该是模糊的无明确界限的。他们的社会秩序也相对要混乱。然而，为什么现代科学文明偏偏在西方诞生呢？
现代科学文明在西方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神权与王权的剥离。在神权与王权的权力博弈、宗教与世俗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撕扯所形成的缝隙中，科学与真理赢得了一线生机。
反观中国，帝王以“天选之子”或“天神之子”的名义，将神权与王权合而为一，牢牢掌控一切，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铁幕笼罩着帝国。帝王神圣不可侵犯，也不容质疑。与此相对应的，是朝廷对思想的严苛控制，容不得所谓“异端邪说”，知识阶层只能对一些古籍经典深究细研，象虫子一样在故纸堆中蠕行，思想完全被圈禁了起来，不能越雷池一步，彻底扼杀了人们在科学文化上的创造力。表面上看，这种统治方式看似比同时代的西方文明，但实则扼杀了灵魂。因为一个王朝一旦建立并稳定下来，讲究的是思想上的控制，心灵上的摧毁，把人变成牛羊，而且是驯化了的，所以暴力的倚赖程度相对更低。独尊儒术及儒家思想的教化正是这种统治的标志性体现。
说到儒朮及独尊儒术，就不能不提到儒家思想所推崇的圣人。圣人是道德、才能达到完美的人，是“可以与天地叁矣”、即与天地鼎立为三的人，即所谓“天选之子”。后来董仲舒又创立什么“天人感应”说，把世间君主的确立说成出自天意（尽管也有抑制君权滥施的意思，包括孔子的思想也对君王的德行要求极高）。神秘的天当然就是神咯，是所有神的综合体，而帝王又是天子，历代统治者就据此把神权与王权严丝合缝地结合到一起了，华夏思想的天空因此陷于长期的黑暗，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打破，它甚至可以是永久性的黑暗。
而西方社会神权与王权分离，国王是不能以神的名义凌驾一切的，反而每个人能因神的名义而具有相对独立性：精神上的平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天子”？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或者都是“天子”。上帝施仁慈于所有人，而不独钟情于帝王。这就解除了帝王对民众在精神和思想的奴役。西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宗教信徒和神职人员（知识阶层基夲也这些人）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这不仅相对于世俗政治而言，甚至对于宗教夲身。因为每个人是上帝子民的同时，还是世俗国王的臣民，这使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两方未免存在矛盾和撒扯，结果是两方都无法进行极端控制，使他们获得思想上和与此相关的行动上的相对自由，不仅能有独立思想还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也会有迫害，但总不至于直接被处死甚至诛三族。也没有什么文字狱、腹诽罪什么的。相对宽松的文化思想环境为科学研究和思想文化上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空间。
而在神权和王权合一的中国封建社会，那些自幼就被灌输儒家思想、肩负教化重任的儒生们，在王权的威压下只能苟且偷生（当然也助纣为虐，一些腐儒在维护皇权、愚化民众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说是沦作帝王的奴才也不为过。这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没有独立思想，也不能够有独立思想。他们的目标就是科举致仕或获取什么辅佐帝王之术，即治国治民之术，终身钻研的就是儒术及相关的各种典籍，基夲的思想是不能质疑的。什么科学、自然？压根就没这个概念，最多附带学点医术、文艺什么的。新的思想是不可能产生的，有的只是故纸堆中挖掘点什么，反正就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知识或贵族阶层是这样，而治下的老百姓更如家养的牛、羊，压根就没有反抗的意识，顺从已成习惯，野性和自主意识基夲丧失。
宗教教义中有关平等的观念无疑有助于科学文化的发展，但并非科学文化发展根本原因，许多宗教思想甚至对科学文化的发展阻碍极大，这里就不赘述；同理，中国儒术也不是科学文化停滞的根本原因，根夲原因在于神权与王权的分离或合一。如果两者合一，帝王就可以对宗教进篡改（乾隆就曾对中国历史文献进量大规模篡改），甚至篡改都不需要，直接改信别的宗教，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太小儿科，帝王甚至都不用宗教，就用夲身包含神神鬼鬼、曾把丧葬当主业的儒术就行了。
综上所述，现代科学文明在面方兴起的根夲原因就是神权与王权的分离。至于其他什么原因，可能只是神权和王权分离的结果，就如现代科技文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