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3岁的张爱萍走了。
去看看他的墓碑，上面没刻那一长串吓人的头衔，只有八个大字：“为党为民，敢说敢做。”
这八个字，搁现在是夸人的话；可倒退回1975年的那个秋天，这简直就是给自己招灾惹祸。
也就是在那一年，这位后来的国防部长、搞出两弹一星的大功臣，差点就把命丢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
当时那局面有多悬？
国防科委的办公室里，张爱萍盯着茶缸子里泡得发黑的苦茶，心里头更不是滋味。
刚接手七机部那会儿，院子里野草长得比人高，搞科研的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
他那暴脾气一下没搂住，当着众人的面扔出一句大实话：
“这里头最大的毛病，就是坏人掌权！”
话是说痛快了，报应来得也快。
没几天，人就被架进了医院。
说是养病，其实就是变相软禁。
大夫看病得先瞅瞅警卫的脸色，药也是有一顿没一顿，连家里人送口饭都得像审犯人一样盘查。
眼瞅着张爱萍胸口憋闷，脸也是蜡黄蜡黄的，眼看这口气就要接不上了。
这是个死扣：张爱萍脖子硬不肯低头，那边就往死里整。
咋解这个套？
这时候，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拿了个主意，她没在七机部这些下面单位瞎耽误功夫，直接去找老资格的战友求援。
她头一个找的，是粟裕。
这招棋，走对了，也没全对。
李又兰推开301医院病房大门时，粟裕正躺病床上遭罪呢，心包炎加上胸膜炎，翻个身都得靠夫人楚青搭把手。
李又兰眼泪哗哗往下掉：“粟总，爱萍那嘴太直，再这么耗下去，人怕是保不住了。”
粟裕盯着房顶，手指头在被子上轻轻敲打。
他和张爱萍是新四军的老交情，三十年的铁哥们。
但这笔账，粟裕心里跟明镜似的：
一来，他自己是个病号，有心无力；
二来，他当时的处境也尴尬，直接出面硬杠，未必能解决医院里那些具体的“下三滥”手段。
换作旁人，也就是给点钱或者说几句宽心话了事。
可粟裕给指了条明路。
他咳嗽得嗓子跟破锣似的，话却说得斩钉截铁：“去找‘宋老鬼’，这事他能摆平。”
宋老鬼，说的就是宋时轮。
为啥找他？
粟裕太了解这两个人了。
张爱萍是块硬石头，宋时轮那是满肚子主意的智多星。
对付这种死缠烂打的烂泥潭，硬冲没戏，得用“邪招”。
李又兰跑到军事科学院堵住宋时轮时，这老将正趴着看地图。
听完前因后果，宋时轮气得拍桌子：“这帮混账东西！”
但他火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两圈。
摆在他面前的，是个典型的死局：
路子一：带兵冲进医院抢人。
痛快是痛快，但治标不治本，还能让对方抓个把柄把事闹大。
路子二：写信往上递。
那流程走下来黄花菜都凉了，张爱萍的身体耗不起。
宋时轮选了路子三：以退为进。
他对李又兰说：“有了。
我写封信，你带给爱萍。”
信里没别的，就是一份替张爱萍拟好的“检讨书”，大意是承认自己嘴没把门的，愿意深刻反省。
这一手看着“怂”，其实毒得很。
张爱萍拿到信，气得把纸团成一团扔了：“老子没错，凭啥检讨？”
这比砍头还难受。
这时候，就显出宋时轮作为“操盘手”的厉害了。
转过天，他拎着两瓶好酒直奔医院，门一关，指着张爱萍的鼻子就是一顿臭骂：
“张爱萍你个犟种！
跟谁斗气呢？
是命要紧还是那张脸皮要紧？”
张爱萍梗着脖子：“我没错。”
宋时轮手里捏着根没点着的烟，把这里头的弯弯绕掰碎了讲：
“我知道你没错。
可你得留着命在啊。
人在，才有机会把那帮坏种揪出来；人在，才能看着咱的导弹上天。
人没了，你就真成了冤死鬼！”
这就是段位上的碾压。
宋时轮把“低头认错”这事，从“丢人现眼”给改成了“为了导弹上天这个大目标而进行的战术隐忍”。
“这信不是让你投降，是让你先蹲下，等机会跳起来咬人。”
张爱萍听进去了。
他想到了戈壁滩上干硬的馒头，想到了实验室半夜的灯火。
他咬着牙签了字。
这就是“邪招”的高明处——字一签，对方手里捏着的把柄就废了，没理由再折腾人。
医院的风向立马变了，药也送来了，大夫也敢正眼看人了，门口盯梢的也撤了。
命算是捞回来了，但这事没完。
宋时轮心里清楚，一份检讨只能保一时平安，想让张爱萍出来干活，必须得找硬扎的靠山。
于是，宋时轮开始了第二波操作。
这回，他去找的是聂荣臻和叶剑英。
这笔账，宋时轮算得精：聂帅和叶帅位高权重，而且最稀罕能干实事的将领。
在聂荣臻家里，宋时轮特意补了一句：“聂帅，爱萍是您带出来的兵，他那炮筒子脾气您清楚，眼里揉不得沙子。”
聂荣臻一听，手里的茶杯都晃荡了，一巴掌拍在椅子扶手上：“谁敢动他？
先问问我答不答应！
我给他撑腰！”
接着是叶剑英。
叶帅更干脆，两条死命令直接下到医院：用最好的药、最好的大夫；谁敢再搞小动作，军法伺候。
有这两尊大佛镇场子，那些牛鬼蛇神谁也不敢再动歪心思。
两个月后，张爱萍拄着拐棍出院了。
他头一脚就迈进了宋时轮的家门。
院子里，宋时轮正摆弄他的兰花。
张爱萍指着他大笑：“还不是你这‘老鬼’出的馊主意？”
宋时轮递过去一杯热茶：“能救命的就是好主意。
当年在江西反围剿，你跟我争战术的时候，咋不说我馊？”
俩老头对着笑，那动静震得花叶子都在颤。
转头张爱萍又去看粟裕。
粟裕病还没好利索，张爱萍按住想欠身子的老战友，嗓音发哑：“老粟，谢了。”
粟裕摆摆手：“谢我干啥？
该谢老宋，谢聂帅叶帅，更得谢你自己。
就你那股子硬气劲儿，换个人早垮了。”
如今回头看这一段，你会发现这不光是几个老战友的私交，更是一种那个年代特有的“抱团取暖”。
粟裕指路，宋时轮出招，聂叶二帅撑腰。
这帮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帅老将，平时性格不一样，有的闷，有的鬼，有的烈，但在护着“干活的人”这一点上，那默契绝了。
他们保张爱萍，保的不是一个人，是国家的国防家底。
张爱萍一出院，立马一头扎进七机部。
他把那些散落在各地的技术尖子全抓回来，对着一群愁眉苦脸的人吼道：“都把头抬起来！
咱们是在抢时间，1977年的任务雷打不动！”
修厂房、盖宿舍、亲自尝食堂的大锅饭。
有人嫌他管得太宽，他眼珠子一瞪：
“导弹上一颗螺丝钉都不能马虎，食堂的饭菜就能凑合？”
1975年11月，就在那场医院风波过去的几个月后，中国成功回收了返回式卫星。
指挥大厅里，张爱萍背着手笑，眼角的皱纹里全是泪水。
要是当年他在医院里硬顶到底，成了“烈士”，这颗卫星还能按点回家吗？
悬。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怕不怕。
张爱萍的回话特有意思：“怕？
怕就不张嘴了？
我怕的是对不起那些跟着我干的弟兄，怕的是国家的导弹趴在窝里上不了天。”
再后来，他主持洲际导弹研制。
每次试验前，都要挨个检查设备，连工作人员的鞋带都要盯着解下来——就因为当年差点有根鞋带掉进发动机舱里坏了大事。
有人笑他太较真，他说：“打仗的时候，一颗子弹就要命；搞科研，一根鞋带也能毁了几十年的心血。”
1980年，洲际导弹试验成了。
张爱萍在发射场头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宋时轮。
电话那头，宋时轮扯着嗓子吼：“好小子，没给我这‘老鬼’丢脸！”
这一通电话，距离那个在医院里逼他写检讨的下午，整整过去了五年。
所有的憋屈，所有的忍耐，所有的“馊主意”，在这一刻全值了。
2003年，张爱萍走了。
他给国家留下了一个硬邦邦的国防工业底子，也留下了一段关于“怎么活着把事干成”的教科书式案例。
有时候，弯下腰不是认输，是为了以后把腰杆挺得更直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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