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上半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进攻，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依托苏区有利条件，调整作战思路，连续在黄陂、草台岗地区重创国民党军主力，打破此次“围剿”。整场作战没有夸张的战术渲染，更多是战场形势变化与部队机动、攻防的真实推进，过程紧凑且充满变数。
1933年1月，蒋介石抵达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调集约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实施第四次“围剿”。其中以陈诚指挥的中路军12个师为核心主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企图将红一方面军围歼于黎川、建宁一带。左路军由蔡廷锴指挥，右路军由余汉谋指挥，负责配合堵截，防止红军向外突围。此时苏区内部存在不同作战意见，后方机构要求红军主动进攻国民党军设防坚固的城镇，而前线指挥员更倾向于依托山地，在运动中寻找战机。
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遵照指令向赣江以东的南丰推进。南丰是国民党军在抚河一线的重要据点，由陶峙岳部第8师5个团驻守，城防工事完备。2月12日，红军发起进攻，激战一夜，部队伤亡数百人，红3军团第3师师长彭鳌在战斗中阵亡。前线指挥员观察到，国民党军增援部队正从多个方向逼近，若继续强攻，红军将陷入三面被围的被动局面。朱德、周恩来当即决定，停止强攻，改以一部兵力佯攻南丰，主力秘密撤离，向苏区内部的东韶、洛口地区转移，隐蔽待机。
为进一步调动敌军，红军以红11军向黎川方向佯动，制造主力东撤的假象。陈诚果然被迷惑，判断红军主力准备退往黎川，随即命令中路军分路追击。其中第1纵队52师、59师由乐安出发，向黄陂方向前进，两师之间隔着摩罗嶂大山，行进路线分散，与后续部队拉开距离，态势孤立。这一间隙被红军前线指挥部抓住，一场大规模伏击战就此展开。
2月27日，黄陂山区大雾弥漫，山路崎岖。52师沿登仙桥、大龙坪向黄陂开进，完全没有察觉埋伏。上午，红军左翼队红1、红3军团等部突然从两侧山地发起攻击，敌军队形被切割，指挥系统迅速混乱。激战至当日傍晚，52师全军被歼，师长李明重伤被俘后身亡。几乎同时，红军右翼队在霍源一带对59师实施包围，敌军仓促占领阵地顽抗，却无法突破红军封锁。28日，59师大部被歼，师长陈时骥在突围中被俘。黄陂一战，红军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师，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中路军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黄陂战败后，陈诚调整部署，放弃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将6个师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推进，试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为迷惑敌军，红军继续以红11军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前进，使前、后纵队之间拉开近百里距离。3月20日，敌后纵队第11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第9师一部跟进，位置突出，与前纵队脱节。红军当即决定，集中主力围歼这路敌军。
3月21日拂晓，红军向草台岗地区发起总攻。红1、红3军团和红5军团等部分路突击，突破敌军前沿阵地。第11师是陈诚嫡系主力，装备较好，抵抗顽强，双方在山地间反复争夺。战斗持续至傍晚，第11师被基本歼灭，残部溃散，第9师亦遭到重创。草台岗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军中路军损失惨重，各路部队不敢继续深入苏区，纷纷后撤转入防御。
至3月下旬，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此役，红一方面军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3个精锐师，俘虏万余人，缴获步枪万余支、火炮数十门，有效补充了部队装备。作战全程，红军没有固守城镇硬拼消耗，而是依据战场实际，及时转变打法，以隐蔽机动制造战机，在山地环境下完成大兵团伏击，是一次典型的运动战作战。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巩固了中央苏区区域，扩大了红军影响。但同时，苏区内部的作战指导思路仍存在分歧，后方机构坚持的进攻策略，并未因此次胜利而改变，这也为后续反“围剿”作战埋下了隐患。整场作战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前线指挥员对战场形势的准确判断、对部队机动的精准控制，以及苏区群众对消息的封锁、对后勤的支援，是多种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夸大的成分，只有战场上最真实的攻防与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