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傍晚五点，冀中平原这个名叫柳树屯的村庄，已经笼罩在浓重的年味和刺骨的寒气里。空气里飘散着鞭炮燃放后的硝烟味、家家户户炖肉的油腻香气，以及一种我始终无法融入的、属于此地的陌生感。我，苏蔓，裹着在北京还算时尚但在村里显得单薄扎眼的羊绒大衣，拎着两个塞得满满当当、印着北京某高端商场logo的礼品袋，站在婆家那栋新盖不久、贴着白瓷砖却莫名透着土气的二层小楼院门口，手指冻得有些发僵。
这是我嫁给周正后的第三个春节。按照“规矩”，必须回他老家过。前两年，我忍着各种不适——旱厕的异味、烧炕的煤烟味、七大姑八大姨审视货物般的目光、以及婆婆王秀英那些绵里藏针的“教导”——努力扮演一个合格的外来媳妇。我以为时间能磨合，我的退让能换来些许接纳。但有些沟壑，似乎与时间无关。
推开虚掩的院门，热闹的声浪扑面而来。堂屋里灯火通明，人影幢幢。周正的大哥周强一家、妹妹周婷一家都回来了，孩子们在院子里疯跑尖叫，男人们聚在客厅吞云吐雾高谈阔论，女人们则在厨房和堂屋间穿梭忙碌，碗碟碰撞声、炒菜声、说笑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一幅典型的、喧闹的农村年夜饭前奏。
我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入油锅，激起片刻不自然的凝滞。几个正在剥蒜的婶子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飞快地扫过我手里精致的袋子和我身上的大衣，又低下头，继续手里的活计，窃窃私语。婆婆王秀英从厨房探出身，系着油腻的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看到我，脸上堆起笑容，但那笑容像贴上去的，未达眼底：“蔓蔓回来啦？路上累了吧？快，把东西放下，去厨房搭把手，婷婷一个人忙不过来。”
没有问候，没有寒暄，直接指派任务。仿佛我不是一个远道而归的儿媳，而是个迟到的帮工。我看了眼厨房，周婷——周正的妹妹，那个比我小两岁却早早结婚生子、眼神里总带着几分对我这个“城里嫂子”莫名敌意的女人——正颐指气使地指挥着一个看起来是请来帮忙的远房亲戚切菜。她看到我，撇了撇嘴，没说话。
周正从男人堆里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袋子，低声说：“累了吧？先去屋里歇会儿，暖和暖和。” 他脸上有些疲惫，也有些为难。我知道，每次回来，他夹在我和他家人之间，并不好受。
“没事，我去帮忙。”我压下心头那点不快，脱下大衣，挽起袖子，走进厨房。油烟呛人，地面湿滑。周婷立刻把一盆待摘的芹菜推到我面前：“嫂子，你摘这个吧，仔细点，别把老的也混进去。” 语气理所当然。
我没说什么，接过盆，找了个小板凳坐下。厨房里的女人们，婆婆、周婷、大嫂，还有几个我不太熟的亲戚，一边干活，一边用本地话飞快地聊着家长里短，谁家儿子赚了钱，谁家媳妇不孝顺，偶尔夹杂着对我“在北京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什么时候要孩子”的旁敲侧击。我用尽量简洁的话回答，心里却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着她们的热闹，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年夜饭的准备繁琐而漫长。我摘完芹菜，又被指派去剥鹌鹑蛋，去切熟食拼盘，去摆碗筷。没有人问我是否习惯，是否需要喝水休息。周正中间进来想帮我，被他妈一句“男人进什么厨房，陪你爸你哥说话去”给轰了出去。我看着他在门口无奈的眼神，心里那点凉意，又深了一层。
晚上七点，年夜饭终于准备停当。巨大的圆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盆盆碗碗，热气蒸腾。男人们已经按照“辈分”和“地位”自动落座——公公周老汉坐在主位，两边是周正的大哥周强和周正，然后是几个叔伯。孩子们也被安排在了桌边。女人们则还在做最后的忙碌，端汤，拿饮料。
我洗了手，解下围裙，准备找个空位坐下。按照我家（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的习惯，年夜饭是全家围坐，一起举杯。但在这里，似乎不是这样。
我刚要拉开周正旁边那张显然空着的椅子，婆婆王秀英的声音响了起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笑呵呵的语调：“蔓蔓啊，你别忙了，这儿坐不下了。你跟婷婷、你大嫂，还有我们几个，咱们在厨房那边的小桌上吃，一样的，菜都留出来了。”
我动作顿住，看向那张大圆桌。明明还有空位。周正旁边一个，孩子堆里挤一挤也能坐下。所谓的“坐不下”，只是不想让我上主桌的借口。我的目光扫过桌上的人：公公面无表情地抿着酒，大哥周强假装没听见，周正脸上闪过一丝愕然和尴尬，张了张嘴，却在他妈严厉的眼神下，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避开了我的视线。周婷和大嫂脸上，则掠过一丝看好戏的、近乎得意的神情。
厨房那边的小桌，是平时吃饭的旧方桌，摆在灶台旁边，油腻，拥挤。留给“女人们”的菜，也明显是主桌挑剩下的，或者分量不足的。
这一刻，所有的忍耐，所有试图融入的努力，所有因为爱周正而做出的妥协，在这句轻飘飘的“坐不下了”面前，碎得干干净净。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是最赤裸、最毫无遮掩的一次。在一年中最重要、最讲究团圆的时刻，我被明确地划分出去，划到“女人们”的次等席，甚至不配和男人们、孩子们同坐一桌。因为我是一个外来媳妇？因为我在北京工作“不顾家”？因为我结婚两年还没生孩子？还是仅仅因为，在婆婆王秀英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媳妇，尤其是她不太能掌控的媳妇，就不配上正席？
血液好像瞬间冲上头顶，又迅速冷却下来，冻结成冰。我没有像前两年那样，忍着委屈，强颜欢笑地去小桌。也没有当场发作，撕破脸大吵大闹。我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婆婆那张堆笑的脸，看着周正躲闪的眼神，看着这一桌所谓的“家人”。
大概过了几秒钟，在气氛变得有些诡异和尴尬时，我忽然笑了笑，那笑容一定很淡，很冷。我说：“好。”
然后，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我转身，没有去厨房的小桌，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拿起我挂在衣架上的大衣和围巾，慢慢穿好。接着，我走到客厅角落，拿起我带来的那两个昂贵的礼品袋——里面是给我婆婆的羊绒衫、给公公的进口保健品、给孩子们的品牌玩具和红包。我提着袋子，走到厨房门口，对着还在发愣的婆婆和女眷们，平静地说：“妈，这是我给您和爸，还有孩子们带的年礼。祝你们新年快乐。”
说完，我把袋子放在厨房门口干净些的地上。然后，我回到堂屋，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一件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我拿起桌上一个干净的、最大的保鲜盒（本来可能是用来装剩菜的），打开，开始冷静地、有条不紊地将桌上几样我认为味道还不错的、我自己参与制作的菜，拨到保鲜盒里。红烧排骨，清蒸鱼，白灼虾，还有那盘我精心调制的凉拌菜。我的动作不疾不徐，甚至称得上优雅，与整个房间凝固的气氛格格不入。
“苏蔓！你干什么！”婆婆第一个反应过来，尖声叫道。
周正也站了起来，脸色涨红：“蔓蔓，别闹！”
我充耳不闻，直到保鲜盒装满，盖上盖子。我又找了一个袋子装好。然后，我拿起我的随身小包，拎起装满菜的保鲜盒，再次看向一屋子石化般的人。
“你们慢慢吃。”我的声音依旧平静，听不出喜怒，“我回北京了。”
没有再看周正一眼，我转身，拉开堂屋的门，走进北方除夕夜凛冽的寒风和零星炸响的鞭炮声中。
身后传来婆婆气急败坏的叫骂、周正的呼喊、以及一片混乱的嘈杂。但我没有回头。村道很黑，只有零星窗户透出的光。我拿出手机，用冻得僵硬的手指，迅速叫了一辆网约车（庆幸这里虽然偏僻，但还能叫到车），目的地是最近的高铁站。然后，我拉黑了周正的所有联系方式，包括微信和电话。
坐在赶往高铁站的车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黑暗田野和远处村庄零星的灯火，我的心跳很快，但奇异地并不慌乱，反而有一种破釜沉舟后的平静和清晰。眼泪没有掉下来，只觉得眼眶干涩发热。三年了，我一直在努力适应，在退让，在期待用时间和付出来换取这个家庭的认可和尊重。但今晚这一出，彻底打醒了我。有些观念，是刻在骨子里的，不是你多优秀、多能忍、多能赚钱就能改变的。在他们眼里，我始终是个外人，是个需要遵守他们规矩、可以被随意安排和轻视的“媳妇”。
而周正，我的丈夫，在那个关键时刻的沉默和退缩，比婆婆的羞辱更让我心寒。他的爱，在家族观念和母亲权威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回北京的高铁上，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零星几个和我一样赶路的人。我打开那个保鲜盒，就着高铁提供的热水，慢慢吃着冰冷的年夜饭。味道其实一般，但这是我为自己争取的、最后的体面。我一边吃，一边冷静地思考。
我和周正结婚时，他在北京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收入尚可但压力大。我则在一家外资企业做市场总监，收入是他的两倍多。婚房的首付，我出了大头；装修，我全权负责并承担了大部分费用；婚后家里的开销，也基本是我在支撑。周正老家盖这栋二层楼，我们出了十五万，其中十二万是我的积蓄。他妹妹周婷前年买车，开口“借”了五万，至今没提还。他大哥周强想搞养殖，又是“借”了三万，说赚了钱分红，结果赔了，钱自然打了水漂。这些，我从未计较，总觉得是一家人。
但现在，我计较了。
回到北京冷清却属于自己的公寓，已是凌晨。窗外偶尔有烟花升起，炸开，瞬间绚烂，又归于沉寂。我洗了个热水澡，躺在柔软的床上，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也感到一种新生的力量。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始行动。首先，我联系了我的律师朋友，咨询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的问题。接着，我登录手机银行和所有投资理财APP，更改了密码，并仔细梳理了所有账户。我和周正的共同账户里钱不多，主要是我的收入都放在自己单独的账户里进行理财（这是我婚前就养成的习惯，庆幸保持了）。但婚房是共同财产，虽然首付我出得多，但法律上很难完全切割。不过，我有所有出资的转账记录。
然后，我整理了过去三年，所有给周正老家转账、以及周正以“家里需要”为由从我这里拿钱的记录，微信、支付宝、银行流水，一笔笔，清晰明了。这些，原本是亲情，现在，可能只是债务凭证。
周正在我被拉黑后，试图用其他电话打给我，我一律拒接。他发来的短信，从焦急解释到愤怒质问再到哀求，我一概不回。我需要时间和空间，彻底想清楚。
年初七，假期结束，我精神抖擞地去上班，投入新一年的工作。我的状态很好，甚至比之前更好，因为心里卸下了一个沉重而虚伪的包袱。周正找不到我，可能回了北京，来公司楼下堵过我两次，我让前台告诉他我不在，或者直接从车库走。他第三次来的时候，我让保安请他离开了。
这期间，婆婆王秀英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我的工作电话，打过来，一开始是哭诉，说我让她在亲戚面前丢尽了脸，说我不懂事；然后是命令，让我立刻给她儿子道歉，回老家去“把话说清楚”；最后是威胁，说我要是不回去，就让她儿子跟我离婚。
我听着，只在最后淡淡回了一句：“离不离婚，是我和周正的事。至于回老家，这辈子都不可能了。还有，妈，周正去年年底说您腰椎不好，要买那个进口理疗仪，一万二，钱是我转给周正的，发票在我这儿。您用着还好吗？” 说完，我挂了电话，把她号码也拉黑。
我知道，真正的风暴还没来。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果然，正月十五过后，周正老家的电话打到了周正那里，语气焦急：周婷的丈夫跟人合伙做生意，急需一笔十万的周转资金；大哥周强的养殖场开春要进饲料，又缺钱了；婆婆的“老毛病”要去市里医院好好看看，听说要花不少钱……总之，到处都需要钱。而以往，这些“需求”，最终大部分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落到我头上，或者通过周正，落到我们的小家头上。
但这次，不一样了。
周正自己的工资，还了房贷（房子是我名下的贷款，主贷人是我，他用工资卡关联还款），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开销，所剩无几。他硬着头皮来找我，在我终于同意跟他见面的时候。
在我们家楼下的咖啡馆，周正憔悴了很多，眼里有红血丝。他试图解释那天的事，说他妈是老观念，他当时懵了，不是故意的，希望我能原谅，跟他回去好好过日子。
我静静听完，搅拌着杯里的咖啡，问：“周正，如果我们继续过下去，下次，下下次，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你会怎么做？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拉我坐在你旁边吗？会明确告诉你妈，我是你妻子，应该和你在主桌吃饭吗？”
他沉默了，眼神躲闪。
我笑了，就知道。有些东西，改不了。
“周正，我们离婚吧。”我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他震惊地看着我，不敢相信。
“房子，首付我出了百分之七十，装修我全出。婚后共同还贷部分，我可以按比例补偿你。家里存款，我的账户是我的，你的账户是你的。至于你老家那边，”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清单复印件，推到他面前，“这是过去三年，以各种名义从我这里支取或我直接转账给你家人的款项，总计二十八万七千元。有些你知情，有些你可能不知道。这些钱，我本来没打算要。但现在，既然要分清楚，我希望你能和你家人沟通，把这些钱还给我。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是赠与，那也可以，就当是我买断了我们之间最后的情分。但从此以后，你，以及你家里的任何事，任何人，不要再跟我有任何经济上的瓜葛。一分钱，都不会再有。”
周正看着那张清单，脸色煞白，手都在抖：“蔓蔓，你……你算计得这么清楚？”
“不是算计，”我纠正他，“是自我保护。以前不算，是因为我把你们当家人。现在算，是因为你们没把我当家人。很公平。”
“可那是我妈，我哥我妹！他们现在真的需要钱！你不能这么绝情！”周正急了。
“需要钱，可以自己去赚，去借，去贷款。”我冷冷道，“我不是他们的提款机，更不是你们家可以随意使唤、连年夜饭桌都不让上的免费劳动力兼财神爷。周正，你醒醒吧。你妈，你哥你妹，他们不是需要你，是需要你背后那个能不断掏出钱来的我。现在，这个‘我’没有了。你们家，好自为之。”
谈话不欢而散。周正不同意离婚，或者说，他无法接受这个突然失去经济支撑和稳定后方的事实。他可能还抱有幻想，以为我只是闹脾气。
但我没有。我正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并提交了财产证据和那份“借款”清单。虽然法律上未必支持全部追回，但至少表明了态度。
过程是漫长的，拉扯的。周正老家果然陷入了“经济危机”。周婷丈夫的生意黄了，欠了债；周强的饲料款没着落，养殖场奄奄一息；婆婆去市里看病的计划无限期推迟。他们开始疯狂联系周正，咒骂我“狠毒”、“没良心”，逼周正想办法。周正焦头烂额，工资根本填不了那些窟窿，亲戚朋友借了一圈，也没人愿意再借给这个“无底洞”家庭。
而我，在律师的帮助下，稳步推进离婚程序。我卖掉了那套婚房（周正最终在现实压力下同意分割），拿回了属于我的大部分钱，换了一套更小但完全属于自己的公寓。工作上一帆风顺，升了职，加了薪。闲暇时健身、读书、和朋友旅行，生活充实而自由。
最后一次在法院调解室见到周正，他瘦得脱了形，眼神灰败，再没有当初的意气。他签了字。
走出法院，阳光很好。我深吸一口气，感觉像卸下了沉重的枷锁。我没有回头去看那个曾经爱过、也深深伤害过我的人。我的未来，从此只由我自己定义。
后来，从一些辗转的消息听说，周正老家彻底败落了，欠了不少外债，周正被迫不断寄钱回去，自己在北京过得捉襟见肘，相亲多次都无果。婆婆王秀英再也无法在村里炫耀她“在北京当白领”的儿媳，反而成了笑柄。
我听了，心里并无波澜。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淡淡的唏嘘。他们喝上了西北风，不是因为我狠毒，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亲手拆掉了唯一的屋檐，还嫌弃站在屋檐下的人不配与他们同席。
而我，苏蔓，离开了那张不允许我上桌的年夜饭桌，却拥有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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