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月初五，首都郊外的一块庄稼地。
搜救人员碰到了个棘手的情况：两具遗体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却死死纠缠在一起，怎么拽都拽不开。
这俩人，抱得太死了。
刚开始，大伙儿还琢磨，这会不会是人临死前吓坏了，本能地挤一块儿取暖。
可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人分开后，在场的人全傻眼了。
遇难的是郭永怀，咱国家“两弹一星”的大功臣。
包里头，是刚出炉的热核导弹核心数据，绝密级的。
就在这之前不到一分钟，飞机失去控制，像石头一样往下砸。
这时候，摆在郭永怀面前的，是个只有零点几秒的生死选择。
照理说，飞机往下掉，人的求生本能应该是抱头蜷缩，哪怕只有一丝活气儿也要争。
可郭永怀脑子里的算盘不是这么打的。
在那一瞬间的衡量里，怀里这摞纸的分量，比他自己这条命重得多。
这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个决定。
而这种看似“赔本”的买卖，贯穿了他和老友钱学森的大半辈子。
回头瞅瞅，这帮顶尖科学家的一生，其实就是不停地在做这种旁人看不懂的交易。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十年。
在美国那边，有个说法传得神乎其神：钱学森这个人，无论放哪儿，那就是五个师的战斗力。
这话听着是捧人，实则透着股森冷的杀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飘洋过海。
那时候，钱学森和郭永怀过得咋样？
俩字儿：滋润。
钱学森，冯·卡门的得意门生，不到三十岁就在空气动力学界响当当，拿着高薪，老婆是蒋百里的千金蒋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红火。
郭永怀呢，也是冯·卡门的高足，康奈尔大学的大教授，吃穿住行都是顶级的。
这会儿，一道极其偏科的选择题摆上台面。
路子一：赖在美国。
接着当学术大拿，住洋房，用着全球最好的实验室。
路子二：回老家。
这时候国内航空工业就是一片荒地，回去不光是把好日子扔了，搞不好连命都得搭进去。
换个明白人，多半选第一条路，或者先看看风向。
可这两位爷，偏偏选了第二条。
这笔账咋算的？
要是图个人前程，回国纯属“犯傻”。
可要是为了那个刚从战火里爬出来的国家，算法就变了：美国多咱们一个不多，那是锦缎上绣花；中国多一个科学家，那是大雪天送炭火，是给民族的未来铺路石。
话说回来，腿长在自己身上，想走可没那么容易。
美国那边算盘打得精。
为了困住钱学森，那是软硬兼施：先把行李扣了（里头有八百公斤的书和笔记），接着关大牢，精神折磨。
就一个月功夫，钱学森整个人掉了三十斤肉。
这哪是回国探亲，分明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最后还是周总理出面，拿11个美国飞行员当筹码，才把钱学森换回来。
这档子事里，还有个拍板的人常被忽略——蒋英。
作为钱学森的夫人，她当时做了一件挺“狠心”的事儿。
上船前，局势乱得很，谁也保不齐有没有冷枪。
蒋英把还在发懵的儿子拽过来，板着脸交代：
“真要有危险，你得冲上去，替你爸挡枪子儿。”
这话听着像亲妈说的吗？
琢磨琢磨，这正好露出了蒋英心里的底牌：丈夫这条命，不光是家里的顶梁柱，更是国家的栋梁。
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把自己，甚至把亲骨肉，都当成了可以舍弃的“代价”。
那是一股子随时准备赴死的狠劲儿。
钱学森前脚走了，郭永怀呢？
他稍晚一步。
1955年夏天，美国那边刚撤销禁令。
郭永怀是个干脆人。
信儿一到，他立马开启“清零”操作——把在美国的家当处理得干干净净，高薪待遇说扔就扔，第二年秋天就拖家带口上了船。
有个细节挺有意思。
郭永怀一回来，钱学森立马发了邀请函。
这两家的交情，从大洋彼岸延续到了国内。
工作上是铁搭档，私底下是真知己。
但这趟“回家”，代价不小。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人称“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回国后，本来能去外事部门大放异彩。
可为了给老郭守好后方，她咬牙放弃了，转头扎进中关村搞建设。
那会儿的中关村就是片荒地。
李佩硬是靠自己，把医院、学校都给张罗起来了，让科研人员没了后顾之忧。
两口子常年见不着面。
郭永怀老往基地跑，李佩从不打听机密，只是在他出门前，往兜里塞个苹果。
图个平平安安，也是无声的鼓劲儿。
1964年秋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
全国上下乐开了花。
可对核心圈的科学家来说，这只是个开始，远没到庆功的时候。
老百姓能狂欢，他们得立马收心，复盘数据，准备攻克下一个难关。
时间转到1968年12月5日。
郭永怀在兰州那边有了重大突破。
这组热核导弹的数据太金贵了，金贵到他觉得非得自己揣着，立马回北京汇报才行。
那是大半夜，旁人劝他等天亮再动身。
哪怕多等几个钟头呢？
照理说，为了安全，这就不是个事儿。
可郭永怀没听。
在他眼里，搞科研就是跟老天爷抢时间，国家的发展卡在那儿，一分一秒都耗不起。
于是，他钻进了那架夜航的飞机。
飞机降落首都机场那会儿，出事了。
接下来的事儿，就是开头那一幕。
在离地面还有四百米，或者说最后那十几秒，郭永怀压根没想自己怎么活，而是和警卫员牟方东死死抱成一团。
数据保全了。
这也是“两弹一星”元勋里，唯一一个牺牲在岗位上的烈士。
噩耗传到钱学森耳朵里。
这位平日里泰山崩于前都不眨眼的科学家，当场失态。
后来，钱学森撂下一句极重的话：
“他一个人，顶得上两个我。”
这话可不是瞎客气。
钱学森是把控全局的帅才，郭永怀是那种能把理论变成现实、把地基夯实的将才。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科研能搞出名堂，靠的不是神话，而是这帮人精密到骨子里的计算。
他们算得清数据的毫厘偏差，算得准导弹的轨迹，也算得清自己这条命到底值多少。
在这帮人的算盘里：
个人的荣华富贵，根本不占地儿。
国家的科研前途，那是比天还大的事。
所以，真到了生死关头，郭永怀的本能反应不是护脑袋，而是护包。
这不是脑子一热，这是他践行了一辈子的信仰逻辑。
哪怕到了今天，咱们抬头看天，瞅见“神舟”上天、“嫦娥”奔月的时候，别忘了，这后头有一笔几十年前就算过的账。
这笔账的成本，是两代人的青春，和郭永怀那被烈火吞噬的身子骨。
值当吗？
在那一代人心里，这压根就不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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