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洛杉矶唐人街。
一家不起眼的小馆子里，出了桩新鲜事。
有个穿旧衬衫的中年男人，手指在收银机上飞快地跳动。
到了社区搞义卖的时候，这事儿就更绝了。
这个看起来穷困潦倒的收银员，竟然操着地道的英语，给美国佬讲起了孙中山的建国理论。
直到有一天，台湾《中央日报》的记者摸上门来，这层窗户纸才算是捅破了。
那位邻居史密斯太太嘴里“种菜手艺一绝”、连上海青都比别人长得高的老园丁，竟然是孙科。
他是谁？
“国父”唯一的儿子，当过民国的行政院长、立法院长，大家伙儿私下里叫他“民国太子”。
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沦落到在唐人街端盘子收银，这落差，简直像是坐过山车。
旁人看他，觉得是落魄，是悲剧。
可要是把日历往回翻十三年，你会明白，这其实是一笔算得清清楚楚的账。
这笔账的结账日，在1949年深秋的香港。
那天，维多利亚港的大雾浓得化不开。
汽笛声呜呜作响，国民党的大员们一个个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拼命往船上挤。
孙科手里捏着一张去台湾的船票，纸都被汗水浸皱了。
走，还是留？
按道理讲，他是孙中山的儿子，是这块招牌的继承人，去台湾那是天经地义。
早在四月份南京快守不住的时候，侍卫长就特意送来两张机票。
那会儿，孙科对着墙上父亲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愣了整整一刻钟。
此刻站在香港码头，他拿定了主意。
手一扬，船票变成了碎片，撒进了海里。
他对身边的老部下撂下一句心里话：“父亲常挂在嘴边的‘天下为公’，这二十多年，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话听着像发牢骚，其实是他在给自己的后半生选路。
为什么死活不去台湾？
因为那边有个他在熟悉不过的人等着——蒋介石。
把镜头拉回到一年前，1948年选副总统。
孙科披挂上阵，对手是李宗仁。
票数一出来，李宗仁赢了。
就在孙科落选的那一刹那，会场角落里响起了一阵掌声。
在那乱糟糟的掌声里，孙科分明听到了蒋介石的心腹俞济时发出的冷笑声。
这一声冷笑，把孙科彻底浇醒了。
别看他三十岁就当了广州市长，抓贪官、搞建设，那是把好手，口袋里随时装着父亲的教诲。
可在这个政治牌桌上，他手里的牌只有父亲的名望，而蒋介石手里攥着的，是实打实的枪杆子。
早在1926年，孙科就看出来了，那位“蒋校长”已经织好了一张大网。
到了1931年宁粤闹分裂那会儿，威胁就不再是暗斗了，直接变成了明刀明枪——孙科甚至收到过画着滴血匕首的恐吓信。
给孙科开车的老陈印象特别深，那阵子，公馆后门的汽车从来不熄火，孙科只要一出门，手就下意识地捂着西装内兜。
那里面，硬邦邦地揣着一把勃朗宁。
一个堂堂的国家大员，在自己的地盘上，得靠揣着家伙什儿才能觉得安全。
这就把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扒得干干净净。
所以说，1949年在香港码头撕票，看似是耍脾气，其实是孙科在给自己留最后一点脸面。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去了台湾，那就是被供在神龛里的泥菩萨，是蒋介石拿来装点门面的摆设。
不去，虽说得流亡海外，日子过得紧巴，但起码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不用活在匕首的阴影里。
他在九龙塘租了个连澡堂子都没有的破楼，后来又漂到了美国。
日子苦吗？
那是真苦。
从当年在檀香山起早贪黑扛大包的少年，到后来位极人臣，再到洛杉矶的小收银员。
孙科的人生好像画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
但这苦日子，反倒让他活明白了。
他不想再当那个被架在火上烤的“太子”，他宁愿安安稳稳地种他的上海青。
可历史这玩意儿，总是爱开玩笑。
1965年的双十节，台北中山堂前铺上了红地毯。
七十四岁的孙科，兜兜转转，还是回来了。
下飞机的时候，他特意把父亲留下的那块金怀表别在了胸口。
怎么又回来了？
当初那笔账算岔了？
不是算错了，是盘口变了。
那年头的蒋介石，也成了老头子。
反攻大陆成了泡影，只能守着个小岛，这时候的蒋介石，急需孙中山这块金字招牌来稳住他在岛上的地位。
于是，蒋介石抛出了一个听着好听的头衔——考试院院长。
明白人都看得出，这就是个量身定做的闲差。
要兵没兵，要钱没钱，就剩个名头。
孙科接了吗？
接了。
这又是图什么？
也许是因为他都七十四了，落叶归根的念头，盖过了当年的意气用事。
但孙科毕竟还是那个孙科。
哪怕是演戏，他也要演己的棱角。
有回视察考场，他瞅见试卷印得模模糊糊。
这要是换了旁人，睁只眼闭只眼也就混过去了。
可孙科当场就炸了毛，勒令重印。
手下人两手一摊：没钱啊。
按官场那套路，这会儿就该打报告、等批条，或者干脆拉倒。
孙科没废话，直接掏出私章往桌上一砸：“钱不够，从我工资里扣！”
那一刻，当年在广州码头意气风发的年轻市长，那个在美国卖力宣讲的老头，和眼前这个为了几张卷子自掏腰包的老官僚，影子合在了一起。
他接受了蒋介石的安排，但他没把自己搞丢了。
1973年9月，闷热的午后。
八十二岁的孙科躺在病床上，眼看就要走到头了。
他突然坐直了身子，颤巍巍的手指在半空中比划。
护士赶紧递上纸笔，可他只划拉了几道歪歪扭扭的墨迹，谁也没看明白。
有人猜那是“翠亨村”，那是他老家；有人猜是“香港”，那是他当年做出生死抉择的地方。
但他最后落下的，是台北殡仪馆里堆得像山一样的花圈。
最扎眼的一副挽联挂在正当间，八个烫金大字在秋天的太阳底下泛着寒光：“哲人其萎，典型犹在”。
送这挽联的，正是蒋介石。
这八个字，算是给孙科这一辈子盖了棺，定了个调，也像是蒋介石对自己这位老对手、老搭档做的最后一次“消费”。
在孙公馆的书房里，那幅孙中山亲笔写的“天下为公”还在墙上挂着。
玻璃框的右下角，有一道不起眼的裂纹。
那是1949年收拾细软、准备逃难时磕出来的伤疤。
透过这道细纹看进去，“公”字的最后一捺，墨色显得格外重。
孙科这一辈子，都在这四个字的阴影和光环里打转。
他想扛起来，结果被压弯了腰；他想逃开，最后又不得不乖乖回来。
那张在香港码头被撕碎的船票，早就顺着海风飘没了。
但海浪推来推去，最后还是把他推回了这座孤岛。
这大概就是“民国太子”逃不掉的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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