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雾都重庆。
国民党军统局的大门紧闭，里头正在搞一场神神秘秘的追悼会。
大特务头子戴笠站在台上，脸色铁青，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他扯着嗓子喊，说自己派往延安的那帮“精英”，为了国家的前途，一个个都把自己给“拼没了”。
这场面看着挺让人揪心，可实际上，这完全就是一出滑稽戏。
那帮所谓的烈士，连根头发丝都没少，只不过是被人连人带铺盖卷，一块儿给端了。
戴笠把“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也就是“汉训班”）当成心头肉，那是他精心编织了好几年的情报网。
这网破得那叫一个彻底，偏偏对手既没有调动千军万马，也没用什么重武器，而是靠着一个教小学的教书先生，玩了一手漂亮的“无间道”。
这位大局长到死都在琢磨，自己那一套严丝合缝的特务系统，到底哪块砖没砌好？
其实砖没问题，是砌砖的人出了岔子。
给戴笠狠狠“上一课”的这位教书先生，名叫吴南山。
把日历翻回到1939年。
那会儿的吴南山，不论谁看，都跟“顶级特工”这四个字沾不上边。
他是甘肃庆阳本地人，在陕西的一所小学里拿着粉笔头教书。
要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脑子里的想法有点“左”。
在讲台上，他胆子大得很，敢把共产党抗日那一套理论摆在明面上讲。
在那个年头，这简直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没过多久，国民党教育局那双眼睛就盯上他了。
按常理出牌，吴南山这会儿就两条路：要么等着吃牢饭，要么脚底抹油赶紧溜。
听了朋友的劝，他卷起铺盖往重庆跑，想找条活路。
可谁能想到，这一跑，那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窝。
到了汉中，有个叫杜长城的国民党军官把他拦了下来。
这人嘴皮子利索，把话说是天花乱坠：重庆那边办了个“特殊训练班”，专门教人怎么打游击、打鬼子，不管你出身咋样，只要想抗日就收。
吴南山那会儿年轻气盛，信了，一脚就踏了进去。
可门一关，味道就不对了。
看看课程表，哪有什么游击战术？
全是怎么搞暗杀、怎么盯梢、怎么钻进别人肚子里搞破坏。
这哪里是打鬼子的训练营，分明是专门对付延安的特务流水线。
就在这会儿，吴南山碰上了这辈子最要命的一个岔路口。
摆在面前的就三条道：
第一，拍桌子翻脸。
下场不用猜，肯定是个死，搞不好家里人还得跟着遭殃。
第二，翻墙逃跑。
外头全是眼线，想跑出去，比登天还难。
第三，也是最难咽下去的一条——演戏。
吴南山咬咬牙，选了第三条。
他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既然已经掉进坑里了，死得不明不白太冤枉。
不如顺水推舟，把这帮人的看家本领都学会。
你们不是想养特务吗？
那我就做那个“最拔尖”的。
打那以后，怪事就来了：这个心里头把国民党恨得牙痒痒的年轻人，在训练场上比谁都卖力气。
他平时话不多，看着挺内向，可跟人打交道却是一把好手，没多久就混熟了。
几个月一过，他不光把特务那一套流程摸得门儿清，就连爆破、偷情报、侦察地形这些绝活，也都练得炉火纯青。
戴笠手下的教官们一看，乐得嘴都合不拢：这不就是咱们梦寐以求的好苗子吗！
1941年，吴南山拿到了“毕业证”。
他被指派回老家庆阳，任务就两个字：潜伏。
明面上，他还是那个教书匠，整天乐呵呵地给孩子上课；可背地里，军统交代的任务他一样没干，反倒是一扭头就找上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这会儿的吴南山，身份那是相当微妙。
他在国民党那儿是“深埋的钉子”，在共产党这儿是“反向的眼睛”。
他就这么死死地卡在军统情报网的边缘上。
光靠这一颗钉子，想把整张网扯破还差点火候。
真正让他干成这件大事的，是一次意外的碰面。
那天在街上溜达，吴南山猛地看见一个人——祁三益。
这人可不简单，当年在“汉训班”那是响当当的教官，军统那边对他信任得很。
在这个节骨眼上，教官不在重庆待着，突然跑到庆阳来，肯定不是为了逛风景。
这是吴南山遇上的第二个生死关头。
这时候要是装没看见，或者扭头去打报告，搞不好就会打草惊蛇。
祁三益既然敢大摇大摆地出来，说明他手里有底牌，说不定在延安那边早就有人等着接应了。
吴南山眼珠一转，决定主动出击。
他脸上堆满了笑，大老远就迎上去，拉着“老恩师”的手就开始叙旧。
几句好话一哄，祁三益那点戒心就放下了，透了个实底：这次身上背着大任务，要去延安当个“观察员”，说白了就是去当内鬼。
听完这话，吴南山心里头咯噔一下。
真要让这老狐狸混进延安，那后果简直不敢想。
但他沉住气，没当场动手。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抓一个祁三益容易，可要把他背后那串葡萄都拎出来，才是正经事。
他凑过去给祁三益支了一招：“去延安得有通行证啊，这事我熟。
走，我带你去保安科办个手续，咱俩一块儿去。”
祁三益一听，觉得这学生真够意思，乐呵呵地就跟着走了。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一脚跨进保安科的大门，那就是进了阎王殿。
门一关，吴南山脸色瞬间就变了，把身份牌往桌上一拍。
本来以为是去“办证”的祁三益，还没回过神来，手铐就戴上了。
后头的审讯，成了整件事的翻盘点。
吴南山没让人动刑，也没急着枪毙，而是玩起了攻心战。
几番心理博弈下来，祁三益那点心理防线彻底崩了。
为了保住自己这条命，他哆哆嗦嗦地吐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那是戴笠在延安安插的全部老本——“延安组”。
保安科的人拿到名单一看，后背都在冒凉气。
那上头的人，不光有吴南山这种刚毕业的“汉训班”学员，还有好些早就钻进要害部门、藏得深不见底的角色。
有些人平时表现得积极得很，甚至已经博得了不小的信任。
要是没有这份名单，等到关键时刻这帮人一起发难，那破坏力绝对是毁灭性的。
抓捕网立马撒开了。
照着名单抓人，保卫部门动作快得像闪电。
最后，在庆阳这片地界上一共抓了55个特务，里头有47个都是打“汉训班”出来的。
戴笠费尽心机经营了好几年的延安情报网，就这么一下子被连根拔起，弄了个精光。
消息传回重庆，戴笠的第一反应是气得直拍桌子，紧接着就是后背发凉。
他脑子转不过弯来。
按他的想法，手底下的人都经过了洗脑，组织也是单线联系，怎么可能被人一锅端了？
为了把这丢人的事盖过去，也为了给剩下的特务打打气，戴笠只能自欺欺人地搞了那场“烈士追悼会”。
他编瞎话，说这些人是身份暴露后跟人家拼命战死的。
这戏不光是演给外人看的，更是为了安抚他自己那颗受挫的心。
直到戴笠两腿一蹬，他都没搞清楚自己到底输在哪儿。
他以为是输给了对手防守严密，其实他是输给了自己的傲慢。
他以为靠那一套“训练”和“洗脑”就能把人心锁住，却没料到，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心里的信仰比铁还硬。
吴南山干完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后，也没想着出名。
他还是那个默默无闻的样子，这段往事也跟着封存了好多年。
在这个故事里，听不见枪炮声，也没有千军万马的厮杀，有的只是惊心动魄的心理较量。
真正的输赢，往往就在那一念之间的选择里。
信息来源：
赵恒, 《国民党特务的历史与内幕》，人民出版社, 2008年。
李伟, 《延安地下情报网络的演变与影响》，《现代历史研究》, 第32期, 2015年, 页码 10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