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3》呈现出“断层式领先”的趋势，观众走出影院，争论的焦点也已超越了“好看不好看”“为什么没有女性角色”这样的浅层判断或伪问题，而直指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这个算法试图计算一切的时代，人究竟要捍卫什么？
从巴音布鲁克到沐尘100，从一个人的孤胆传奇到一群人的命运交响，当张驰（沈腾饰）和孙宇强（尹正饰）的赛车冲过终点线，赢下的不只是一座赛事的奖杯，更是为“人”的尊严进行的一场保卫战。《飞驰人生3》作为系列的第三部，没有躺在前作的成功上复刻自己，而是勇敢地驶入了一条全新的赛道——它把“钢多”与“气多”之辩，搬上了海拔4500米的高原。 这不仅是一次赛车类型电影的工业化跃升，更是一次在科技狂飙的时代里，对个体意志、传统技艺与人性光辉的深情回望。
“钢气之辩”中的人性之光
理解《飞驰人生3》的野心，首先要看它如何在三部曲的递进中用赛车完成了一场关于“集体与个体”“科技与人力”宏大主题的思辨：
第一部的核心是“孤胆英雄”。有着传奇经历的赛车“个体户”张驰、一辆旧车、一条独属于他的巴音布鲁克赛道，形成了传奇性的古典英雄主义挽歌。人与车在极限边缘达到某种纯粹的和谐，最终以“纵身一跃”的悲壮完成自我证明。
第二部演进为“协作的雏形”。依然是个体性的老兵带上了新人，用组装的奥迪车与之前的大众车形成了形与神的“合体”，对抗装备精良、来自大公司的科技电车。这是“土办法”对“高科技”的一次反击，虽然稍显吃力与狼狈，但也埋下了团队的火种。
到了第三部，赛车电影的类型范式完成了最关键的跃进：从“游击队”走向所谓的“国家队”，但这条路因充满悖论而更具有传奇性。
张驰被“中速天梯”计划选中，以为可以代表国家队出征，结果发现自己只是为资本“顶雷”的工具人。动力限制、权限封锁、内定运作——这些现实职场里非常熟悉的“潜规则”，被赤裸裸地引入比赛。资本与科技（AI）的合谋，即所谓的“后台操作”，既是技术赋能，更是权力操控，这让比赛变了味。车队在利益面前重组、分化，张驰被迫回到个体，但两组个体、两辆车、两条路看似是原点，实则是一种带着超越和创新的螺旋式上升。手动油车对智能科技，这是“动能回收”式的后发制人。当大车队用资本喂养AI、用算法试图穷尽所有驾驶可能时，个体的经验、直觉，甚至那一点“不理智”的冲动，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是对变异了的集体主义和变了味的家国叙事、功利性的科技万能论的一次积极反思，最终落脚于对“手动”“传统”和“人味”的谨慎乐观之上，弗罗斯特《另一条路》的美与价值在电影里具象化。
导演韩寒的老辣或曰成熟之处在于，他没有让张驰停留在对抗自然极限的单纯叙事里：第一部的对手是巴音布鲁克的天险，第二部的对手是不公所生的心魔，而到了第三部，张驰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现实——那个由规则、资源和权力编织的隐形牢笼。沙溢饰演的百强对段奕宏饰演的安部长说出那句“我们控制不了车手，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车” 时，一个关于机器与人乃至更广义上的“钢与气”的隐喻就此展开。
《飞驰人生3》引入了AI赛车技术给人类车手带来的挑战，显然具有时代感与前瞻性。安部长认为赛车的核心在于车，而非人。他为百强的车队研发了一套AI系统，以邀请顶尖车手参与测试为名，通过他们的驾驶数据“喂养”AI，以实现算法的快速迭代。这种叙事转折，映射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焦虑——当个体努力可以被快速迭代的科技轻易替代，当人生赛道被看不见的手反复操控，我们该如何自处？影片给出的回答掷地有声：真正的比赛，从来不在别人的赛道上进行。在冰冷的算法，甚至是轰鸣的引擎背后，最动人的还是“人味”。
张驰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与不可复制的直觉“手感”，最终跑赢了AI系统。但是，影片也并没有简单地贬低科技或神化经验，而是呈现了一种辩证关系：科技确实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技能——能计算出最优路线，能分析出最精准的刹车点，但它无法提高一个人的心灵高度。影片的结尾意味深长：领航员与数据的配合，不是取代，而是共生。孙宇强凭借经验带领张驰获胜，但如果没有科技的支持，他们也无法在极限赛道上生存。这种辩证思考，或许恰恰是当下AI焦虑最需要的解药——科技是重要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使用工具的人，人机结合或者人机一体是以人为主体的，哪怕科技能模拟一切，却永远无法模拟一颗渴望飞驰的人心。
“纵身一跃”时的人生价值
《飞驰人生3》一个非常不易的地方，在于影片在赛车情节、动作和场面的设计感与创新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应该说，《飞驰人生3》的“武戏”很有张力：拉力赛中两人徒手进行野外极限换胎，引擎盖弹起遮挡视线车手依靠路书“盲开”，两队个体车手从两条赛道汇合之后用托举、破风、拉尾烟的自我牺牲来相互成就，车手对抗AI等技术回归手动操作制胜，这些高光时刻给足了赛车电影最需要的“硬核”镜头，把赛车细节、车手动作、比赛过程像拆零件一样拆解开，又组合成一个完整动人的整体，《飞驰人生》系列能在一、二之后“再三”呈现这样的高水准与新鲜感，让人相信，非热爱不可为也。
电影的高潮段落能给予观众很大的爽感与高峰体验，也能促人思考。如果说反派依仗的是“器之利”——由AI精确计算、后台实时干预的智能赛车，那么张驰与林臻东（黄景瑜饰）依靠的则是“气之驭”。两人在并道之后无需言语的互助，构成了对“人性之光”最温暖的书写。当林臻东自知无法取胜，毅然选择为张驰破风、推举，甚至用尾烟阻挡后车时，这一刻的“自我牺牲”将个体友谊推向了某种集体荣誉的境界。这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模型能计算出的“最优解”，这是只有人类才懂的“纵身一跃”，一种义无反顾的“人味”。
“纵身一跃”在第三部里有了全新的诠释：第一部的跃是生命的张扬与绝唱；第二部的跃是重生的挣扎，是老将与新星、过去与现在的合体；第三部的跃则是在更成熟与洒脱的牺牲与互助之中，对抗资本的权力与命运的不公。更有意味的是，这样的“纵身一跃”不是一次性的激情发泄，而是来自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坚持甚至是沉默。那个出人意料但十分有效的“换轮胎”，是三人组经年累月辛勤训练的结果；面对媒体与大众的指责谩骂，主人公也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也要干活了”，这句话里没有愤怒的宣泄，没有悲情的控诉，只有一个男人把屈辱咽下、继续前行的沉默力量。
从第一部到第三部，张驰的尊严从来不是靠赢来维系的，而是靠“不放弃”本身。观众期望张驰冲线能赢，共情的其实更是像自己一样的小人物不惧阻碍、不负热爱、用平凡的人生守护的不平凡的尊严。不被看见的坚守也许才能在某一个时刻换来“纵身一跃”的高峰体验与人生价值。
“平衡取舍”后的人文情怀
在视听层面，《飞驰人生3》做出了颇具勇气的战略选择。首先是实拍与虚拍的权衡。为了呈现“沐尘100”赛道的极限——99处急弯、1300米垂直落差、5类地貌混合，剧组深入海拔4500米的甘孜九龙，甚至不惜损毁万元级设备进行高速实拍。这种对“物理真实感”的执念，是对当下电影工业化过度依赖特效的一种反拨。当观众能清晰听见车轮碾过砂石的碎裂声、车身擦过悬崖的金属嘶鸣，那种“肉包铁”的质感可能是绿幕特效很难达到的。
其次是节奏与剪辑的“文武之道”。影片最后40-50分钟的赛车戏“量大管饱”，但争议也会随之而来。喜欢的人认为这是沉浸式的极限体验，是国产赛车片从未达到的专业高度；不喜欢的观众则觉得冗长重复，文戏被压缩成了“PPT式转场”，喜剧元素退化成“调味料”。这种口碑的两极，恰好暴露了创作者在“类型融合”上的取舍之痛。沈腾的“腾式幽默”依然在，但这一次，它为引擎的轰鸣让了路。这似乎也是导演作为赛车手的“初心回归”，想让观众好好看看赛车本身。
最后是表演与类型的融合。沈腾收敛了过往角色中那种强烈的落魄感，更多展现了一个老将的沉稳与坚定。黄景瑜的回归、范丞丞的成熟、胡先煦与张新成等新血的注入，构建起一个层次分明的“赛车手”群像。他们的表演服务于赛车的专业性，让喜剧的“松”与赛车的“紧”在一种动态平衡中完成了叙事。
《飞驰人生3》既是商业感很强的类型电影，又似乎不是一部标准的“爆米花”电影，因为它有着明显的专业门槛与执拗的人文情怀。它的前半段节奏舒缓，略显拖沓，对白的可读性与趣味性也不太够，后半段赛车戏又十分出彩。它在中国电影序列中的价值可能恰恰在于这种有着一定平衡感的“为观众考虑”与“不完全迎合”，平衡取舍的盾牌背后的“大杀器”实际上是包含了热爱与责任、传承与超越的人文情怀，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人味”。
对观众来说，优秀的系列电影往往也会产生一种情怀感，前作的良好口碑还会带来选片上的安全感。《飞驰人生》系列对中国电影的类型化探索的启示意义或许正在于：用作者性的专业和热爱，和工业化的制作方式，把一些比较小众的题材做深、做精，做出具有品质感和辨识度的品牌，通过这样“无功利的功利性”，获得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
原标题：《《飞驰人生3》：赛车手导演韩寒，让“沈腾式幽默”为轰鸣的引擎让了路｜程波》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本文作者：程波
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为电影官方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