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接到急报：南山财经委主任周迪道被捕后“叛变”了。
消息一出，全队震惊。
周迪道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负责为部队筹款，掌握大量地下联络网和人员名单。
如果他真投敌，整个浙东抗日力量可能一夜覆灭。
但没人想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假投降。
周迪道被捕后，日军威逼利诱，他始终没吐露半句实情。
反而想出一个大胆计划：打入敌人内部。
他通过秘密渠道送出一封信，直白写道：“敌人逼我投降，我无路可退。不如钻进敌营潜伏。若组织不同意，我就拼死到底，绝不苟活。”
何克希和保卫科长丁公量反复研究，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人直接安插进宁波宪兵队。
他们批准了这个计划。
从此，周迪道背上了“叛徒”的骂名，公开投靠日伪。
实际上，他悄悄联络8名可靠同志，组建了一个代号“400”的反间谍小组，自己任组长，代号401。
潜伏第一天起，考验就来了。
日军思想科科长铃木佐一郎生性多疑。
他发现周迪道没受酷刑就“归顺”，和以往宁死不屈的新四军完全不同，心里一直打鼓。
为了试探真假，铃木使出下作手段：强迫周迪道去青楼、赌场，还派特务全程盯梢，想从生活作风上找破绽。
周迪道立刻明白对方用意。
他知道，新四军干部向来清廉自律，一旦行为异常，马上会被识破。
在青楼，他多给小费，装出一副花天酒地的样子；
在赌场，拿日军给的钱下注，但只做做样子，从不大赌。
演得自然，毫无破绽。
监视的特务盯了几天，什么也没抓到。
可铃木还是不信。
周迪道决定再进一步。
他开始向日军提供“情报”。
内容听起来很准——比如某村有新四军驻扎，某地要开秘密会议。
但其实，那些据点早就撤了，会议也已结束。
日军兴师动众去围剿，次次扑空。
可情报本身没错，只是过时了。
他们吃哑巴亏，又挑不出毛病，只能表面上夸周迪道“立功”。
就在他逐渐取得信任时，铃木放出狠招：安排一个叫李平安的人到他身边，说是协助工作，实则是监视他。
周迪道一眼认出——李平安才是真叛徒！
此人早前被捕后彻底投敌，对组织构成巨大威胁。
他当机立断：借刀杀人。
联合小组成员伪造证据，统一口径，向日军举报：“李平安是假投降，真实身份是新四军卧底，专门来刺探机密！”
证据确凿，李平安百口莫辩。
铃木暴怒，当场下令枪决。
这一招干净利落：既除掉内患，又让日军彻底相信周迪道是“自己人”。
此后，周迪道化名朱人达，成了宪兵队最信任的密探。
他重新干起老本行——为部队搞钱。
利用日伪身份，和商人、商会打交道，赚来的钱一半上交组织当军费，一半用来收买线人、扩大情报网。
潜伏工作步步惊心，稍有不慎就是杀身之祸。
1944年底，一次运药任务差点暴露。
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筹集了一批炸药，用于制造手榴弹，急需运进四明山根据地。
周迪道借陪同日军特高课科长木场去上海的机会，悄悄把炸药藏进皮箱。
返程时，火车突遭日军突击检查。
眼看箱子就要被打开，他灵机一动，把箱子塞到木场手里，笑着说：“木场先生，麻烦您帮我拎上车。”
宪兵见是长官行李，不敢细查。
炸药顺利过关，安全送达根据地。
从1944年初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400小组”在敌营潜伏整整一年零三个月，从未暴露。
日军溃败时，铃木还设宴为周迪道送行，甚至派一个宪兵排护送他“安全撤离”。
这支小组不仅持续传递重要情报，还成功策反60多名日伪人员，带回大批武器、电台和物资，极大支援了浙东抗战。
据《新四军战史》《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汇编》等权威资料记载，“400小组”是抗战时期最成功的敌后反间谍组织之一。
周迪道和他的战友，没有在前线冲锋，却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
他们背负骂名，隐姓埋名，用智慧和胆识守护家国。
历史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