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八回,秦钟入贾府义学就读,书中提及塾师贾代儒“乃当今之老儒”;第九回又补叙,这所义学“系始祖所立”,塾掌需由族中“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担任,职责是“专训授课子弟”。

据此可知,贾代儒身兼两职,既是贾府义学的执掌者,也是亲授课业的老师,全权打理这所专为“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设立的私塾,肩负着培育族中后辈的重任。

然而,顶着“年高有德”之名的贾代儒,当真配得上这四个字吗?他究竟是称职的塾掌、合格的老师,还是徒有虚名的迂腐老儒?这需要细细剖析,方能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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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代儒的“年高”,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他与贾母同辈,同属宁荣二府京城八房一脉,在贾府中称得上是辈分极高的“太爷”。但这位考过秀才的老儒,终究不是贾府嫡派宗亲,家境本就清寒,又历经早年丧父、中年丧子的变故,最终在落魄困顿中,活成了一个迂腐僵化的老学究。

他非但担不起“有德”二字,就连教育工作者的基本职责都未能尽到,其一生的境遇,实在称得上一声“悲哀”。

从书中细节来看,贾代儒曾收受秦钟二十四两“贽见礼”,对薛蟠、金荣等不肖子弟奉上的束脩财物更是来者不拒,甚至还曾大骂跛足道人的风月宝鉴。这般行径,哪里有半分“有德”的影子?自他执掌义学、亲授课业以来,更是从未见他培养出一位可堪大用的贾氏子弟。

由此可见,无德的贾代儒,无论是管理私塾的能力,还是教书育人的水平,都可谓一塌糊涂,糟糕至极。

不妨从生源把控这一根本问题说起,贾代儒从一开始就背弃了义学设立的初衷,完全没有意识到优质生源对办学的重要性。

贾兰入读义学,尚且情有可原——他既是贾府正经主子,学业成绩也颇为出众。可薛蟠、金荣之流,不过是沾亲带故的纨绔子弟,仅凭些许财物打点,便得以“假来上学”。他们进学从不是为了读书,不过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借着义学的名头鬼混厮混、结交契弟罢了。

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生源,注定了这所义学的乱象。“众顽童大闹学堂”的闹剧会发生,义学最终变得乌烟瘴气,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教育工作者当以“德”为先。既要廉洁自律,守住生源选拔的底线;更要廉洁从教,真正为教育的长远发展考量。若为师者自身贪墨无德,连最基本的办学方向都抛诸脑后,那么培育良好教学环境,终究只是一句空话。

再看贾代儒对义学的管理,更是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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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论是身居塾掌之位,还是履行教师之责,都堪称敷衍塞责,对学堂事务全然采取放任自流的“放养”模式。其私心更是昭然若揭:他既不肯礼聘贤才来塾授课,对待日常教学也是粗疏随意,但凡自己有事外出,便将学堂全权托付给孙子贾瑞代管,布置的课业也不过是“写七言对联”之类的简单任务,态度之敷衍,可见一斑。

更令人不齿的是,贾瑞本就不是可堪大用之人——他既无管理学堂的能力,更是个“图便宜没行止之人”,平日里只知向学生勒索钱财,甚至对嫂子王熙凤心存不轨,毫无半分师道尊严可言。

即便如此,贾代儒依旧执意让他代管义学。说到底,不过是将义学视作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借着塾掌的权力假公济私,绝不容许外人插手染指。

如此无德无识之辈,又怎配执掌贾府义学?

倘若贾代儒祖孙二人,能对这份教书育人的神圣职业心存敬畏,真正做到用心教学、用情管理,潜心钻研教学之法、提升管理能力,将义学打理得蒸蒸日上,培育出栋梁之材,即便有私心,尚且能让人理解三分。

可贾代儒偏偏是个无才、无力、更无德的庸人,他执掌义学的初衷,不过是为了借此谋取一份体面生计,顺带为子孙后代谋些恩泽罢了。

也正因如此,极度自私的贾代儒,才会将代管学堂的机会当作历练孙子的筹码。面对贾瑞夜不归宿、满口谎言的行径,他不问缘由,只知用粗暴的手段加以惩戒,天真地以为靠着这般严苛管教,便能让孙子洗心革面、走上正途。

他却从未想过,自己亲手将义学弄得乌烟瘴气,在这般恶劣的环境里,本就品行不端的贾瑞,又怎能得到正向的历练与成长?更何况,他对贾瑞夜不归宿的背后隐情,既不调查,也不沟通,更无半分交心之谈,仅凭一己好恶便滥用威权。

这般极端僵化的家庭教育方式,根本无法给予贾瑞正确的引导。最终,贾瑞无可救药地坠入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的陷阱,落得个一命呜呼的下场,酿成了《红楼梦》中又一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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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教导自己的亲孙子,都只会用这般机械、迂腐、教条的方式,这样的贾代儒,执掌义学也好,教书育人也罢,又怎能称职合格?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难怪贾政曾特意吩咐仆人李贵转告贾代儒:“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这番话,恰恰点出了教育的核心要义:作为教育工作者,要真正做到“传道受业解惑”,既不能机械照搬、墨守成规,更不能迂腐守旧、尸位素餐。唯有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水平与管理能力,打造一支教学相长的师资队伍,才能不负育人之责;切不可将教书育人的圣地,当作自家可以随意摆布的后花园。

综上而言,年事已高的贾代儒,既谈不上“德高望重”,也绝非称职的塾掌、合格的老师。这位一生落魄的教育工作者,堪称《红楼梦》中最令人扼腕叹息,也最引人深思的悲剧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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