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23号快天黑那会儿，江苏常熟颜港跟前的马路上，上演了一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心理战。
博弈的一头是揣着绝密情报、眼瞅着就要被搜身的地下党负责人，另一头是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伪军侦缉队，半道上还杀出来个青帮大佬搅局。
全过程加起来连一分钟都不到，没费一粒子弹，甚至都没怎么正经说话。
可要是这一分钟没挺过去，常熟城里的地下交通线怕是要遭灭顶之灾。
结果谁也没想到：那个地下党仅凭一句不咸不淡的客套话，就让那帮平时横着走的侦缉队乖乖让路。
这事儿咋听都像撞大运，或者是哪个编剧瞎编的。
其实不然，你要是把当时那个场景掰开了揉碎了看，就会发现这压根跟运气没关系，而是在那种让人窒息的高压底下，对人性弱点的一次精准算计。
这出戏的主角，名字叫朱乾麟。
咱先把那惊心动魄的一分钟放一放，把表往回拨几个钟头。
那天后晌，常熟东街有家济民诊所，屋里的空气闷得让人喘不上气。
大夫郑镛领着个神色慌张的“病号”进来了，冲着里屋正伏案忙活的朱乾麟低声说了句：“朱大夫，岔子大了。”
可骨子里，他是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亲自点的将，地下交通站的一把手。
到底出啥事了？
头天后半夜，城西头有个杂货铺叫日伪特务给连锅端了。
掌柜的沈伯平想突围，结果被乱枪扫中，当场就没了。
眼前这号称“看病”的，就是捡回一条命的小交通员。
他在老乡家的大娘那儿躲了一整天，好歹才摸出来报个信。
这下子，麻烦大了，这就是典型的“情报链条崩断”。
沈伯平牺牲的事儿，组织上还被蒙在鼓里；这两天搜集到的那些要命的情报，也没递出去。
摆在朱乾麟跟前的，是个还要命的选择题。
情报得送，咋送？
那时候通行的老法子是走水路：坐去徐市的“快班”航船，把东西带给那边的交通站。
这条道儿原本最稳当，人多货杂，不容易被盘查。
可不凑巧，这会儿天都擦黑了，末班船早没影了。
等到大天亮？
不成。
沈伯平既然已经牺牲，特务们既然开了杀戒，那肯定网已经撒开了。
哪怕耽误一分钟，都可能导致更多的同志遭殃。
情报这玩意儿，那是会过期的，甚至可以说比豆腐还易碎。
朱乾麟心里这本账算得门儿清：走水路稳当是稳当，但太慢，容易误事；走陆路快是快，可风险太大，随时可能跟特务撞个满怀。
在“可能误事”和“可能掉脑袋”之间，他咬牙选了后者。
他拍板决定立马动身，自己亲自要把情报送到苏家尖联络站。
在讲朱乾麟这趟冒险之前，咱得先回头琢磨琢磨，沈伯平是咋折进去的？
这不光是为了讲故事，是得弄明白地下斗争那残酷的规矩。
沈伯平也是个老江湖了，行话叫“老秘工”。
年前组织为了把摊子铺大点，专门拨了二百块大洋，让他去城西开个杂货铺打掩护。
钱花了，人也到位了，结果没几个月就出事了。
根子在哪？
把这事儿从头到尾复盘一遍，你会发现沈伯平犯了个做买卖的大忌，这叫“商业逻辑”硬伤。
搞地下工作想弄个假身份，核心规矩就一条：你想扮个生意人，那你就得真像个做买卖的。
沈伯平选的那个铺面太偏了。
偏僻说明啥？
说明平时没啥自然客流。
一个鸟不拉屎的杂货铺，平时没见几个街坊邻居来打酱油买醋，偏偏屋里整天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全是壮小伙。
在特务眼里，这哪是不正常啊，这简直就是把“我有鬼”三个字刻脑门上了。
反过头来看朱乾麟的济民诊所，为啥能一直安然无恙？
因为人家那是真诊所。
老朱大夫手艺好，城里人有个头疼脑热都往这儿跑。
在这种环境里，三教九流啥人都有，谁来看病都不扎眼。
店员陆琴云、医生郑镛，甚至伪军司令部的军医官郑康如，都能在这个合情合理的场子里交换消息。
这就告诉咱一个冷冰冰的真相：在隐蔽战线，不懂“生意经”有时候比不会打枪更要命。
沈伯平之所以牺牲，就是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太假了。
视线转回朱乾麟身上。
既然定了走旱路，那就得乔装打扮。
朱乾麟寻摸来一个藤条篮子，把情报和沈伯平的死讯压在最底下，上头铺得满满当当全是绿豆，末了盖上一块蓝印花布。
这招挺绝。
绿豆稀碎，真要有人查，手伸进去也不好往底掏；那块蓝布也是乡下常见的，瞅着土气、随意，就像个走亲戚送东西的。
他叫了辆人力车，直奔苏家尖。
起初还没啥，可车子刚到颜港那块儿，风向变了。
前头拐弯的地方，戳着一队伪军侦缉队。
这帮孙子设了卡，过往行人都得拦下来，一个个摸身搜查。
这下子，朱乾麟算是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这时候车都拉到跟前了，离特务也就几步远。
这时候要是喊停或者调头，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特务肯定掏枪就打，要么就吹哨子追。
要是硬着头皮闯，那一篮子绿豆底下的秘密，根本经不住细查。
“站住！干嘛的？下来检查！”
有个特务已经咋呼开了，旁边两个也凑过来，眼瞅着就要动手翻篮子。
朱乾麟心跳得跟擂鼓似的，脊梁骨直冒凉气。
脑瓜子飞速转悠，想找个缝儿钻出去。
跑？
腿哪有子弹快。
打？
那是送死。
塞钱？
来不及了，弄不好还适得其反。
就在这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对面迎头过来另一辆黄包车。
朱乾麟扫了一眼车上坐的主儿，脑子里那根紧绷的弦猛地崩了一下。
有门儿！
对面车上坐着的，叫刘炳池。
这人可是当地响当当的青帮流氓头子，排行老三，人送外号“刘三爷”。
他在南门坛收了一帮徒弟，跟日伪那边的大头目关系铁得不行，是个黑白两道通吃的主儿。
在这一眨眼的功夫里，朱乾麟拿定了个主意，那是相当大胆：利用特务的“狗眼看人低”和流氓头子的“爱面子”，来一场心理诈骗。
他稳了稳神，调整了一下表情，冲着刘炳池亮了一嗓子：
“三爷，忙着哪？”
这话那是相当有水平。
头一条，语气得熟，不能有一丁点儿发虚，得像老哥们打招呼。
再一个，不能聊具体事儿，只能瞎寒暄，因为一说具体事就容易露馅。
车上的刘炳池明显愣了。
他瞅着朱乾麟，脑浆子都快沸腾了也没想起来：这小白脸谁啊？
但他实在想不起来。
这会儿，刘炳池面临俩选择：
A. 停下车问：“你是哪根葱？
我认识你吗？”
B. 装作认识，糊弄过去。
对一个江湖大佬来说，选项A太掉价了。
他徒子徒孙那么多，朋友遍天下，要是大街上让人热情招呼却认不出，显得自己“贵人多忘事”，甚至有点不懂礼数。
再说了，万一对方真是哪个有头有脸朋友的亲戚呢？
于是，刘炳池选了B。
为了不尴尬，他笑着冲朱乾麟点点头，手往前面指了指，含糊地回了一句：
“我去那边办点事。”
俩人就这么打了个照面，两辆黄包车擦着边过去了。
这一下就齐活了。
这短短几秒钟的互动，全被旁边那几个正要搜身的特务看在了眼里。
特务们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
这坐车的书生认识刘三爷。
刘三爷也跟他搭话，说明交情不浅。
三爷那是皇军和局长跟前的红人，咱惹不起。
搜了他，就是打三爷的脸。
这就是权力的传导。
刚才还咋咋呼呼、准备把藤篮翻个底朝天的特务，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他们立马收起那副凶样，甚至点头哈腰地赔不是，好像刚才拦下的不是个路人，而是刘三爷的贵客。
“走吧，走吧。”
特务们挥挥手，直接放行。
那个装满秘密的藤篮，连上头的方布都没被掀开一点儿。
车跑出去老远，过了哨卡，朱乾麟才觉出来，长衫早被冷汗浸透了，跟铁板似的贴在背上。
暮色里，苏家尖的轮廓慢慢清楚了。
这场要命的危机，就这么化解了。
回头看这事儿，朱乾麟之所以能捡回一条命，靠的不光是脑子快。
这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深沉的“博弈”智慧。
要是他当时想解释篮子里装的啥，或者想掏钱买路，在那帮贪得无厌又多疑的特务面前，肯定是死路一条。
但他硬是拉进来一个“第三方变量”——刘炳池。
他把原本“我和特务”的一对一死磕，瞬间变成了“特务、我和大佬”的三角关系。
利用特务对权势的怕，和大佬对体面的顾忌，造了个完美的“假象”。
特务以为他是大佬的朋友，大佬以为他是某个记不清的熟人。
在这两头信息的这种“错位”缝隙里，朱乾麟带着绝密情报，大摇大摆地穿了过去。
这种心理素质，练起来比枪法难多了。
他们不光得懂情报，还得懂生意，懂人性，懂怎么在绝境里头借力打力。
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上，有时候这一句话的分量，比一个师的兵力还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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