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号那个晚上，辽宁营口附近的海面上，上演了一出让人听着都觉得离谱的惨剧。
那时候，一艘叫“宣怀号”的大轮船刚刚离开码头，肚子里塞满了国民党第52军第2师的师部，外加两个步兵团。
船舱里黑咕隆咚的，几个当兵的为了看清脚底下，随手划着了一根蜡烛。
哪怕是再小不过的火苗，偏偏掉在了之前运汽油时被浸透的甲板上。
火舌一下子就窜了起来，瞬间吞噬了一切。
虽说有个叫张昆的汽车兵带着人拿军大衣疯了似的扑打，可根本压不住火势。
这艘船连入海口都没得及出，就翻进了水里，整整三千多人，绝大部分都喂了鱼或者被烧死。
也就是一根蜡烛的功夫，两个团的兵力这就没了。
岸边上，第52军的头头刘玉章眼瞅着这一幕，心里的火恐怕比船上那把火烧得还旺。
这会儿正是辽沈战役收官的节骨眼。
东野九纵就在当天杀到了营口海关码头，把大炮架起来对着想跑的船只一顿猛轰。
除了被自己人点着的“宣怀号”，旁边还有艘“渤海号”也挨了炮弹，直接炸开了花，第2师的直属部队和一个团大半成了俘虏。
更荒唐的事还在后头：岸上还有一千多号残兵没挤上船，眼巴巴看着长官们把船开走了，气得两眼发红，举起枪就冲着远去的轮船扣动扳机，自己人打自己人，乱成了一锅粥。
虽说模样狼狈到了极点，可刘玉章这个第52军，倒成了整个辽沈战役里头，唯一一支还能保持个大概架子逃出来的国民党部队。
这就让人琢磨不透了：
那时候东北野战军早就拿下了锦州，把东北的大铁门给焊死了，卫立煌手底下几十万人成了瓮中之鳖。
在这天罗地网里，刘玉章凭啥能像泥鳅一样滑到营口？
说穿了，这事儿还得归结到国共双方指挥官在紧要关头的两笔“账”算得怎么样。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一翻。
刘玉章能坐稳这个军长的位子，本身就挺悬。
1947年9月，陈诚跑到东北来视察。
那会儿陈诚眼高于顶，看着这支关麟征带出来的老部队，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特别是听到风声，说刘玉章背地里损他“陈矮子也就那两下子”，陈诚心里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视察一结束，陈诚当场就炸了：“这52军简直乱弹琴，依我看，在东北就属这支部队最拉胯！”
刘玉章那是出了名的爆炭脾气，脖子一梗就怼了回去：“52军就算再不行，也轮不到垫底，你才看了几眼就下定论，这也太不讲理了！”
这一嗓子，差点把自个儿的乌纱帽给喊没了。
陈诚回去提笔就写手令要撤他的职，多亏了罗卓英在中间和稀泥，说给个“撤职留任”的处分得了。
一直拖了半年，陈诚灰溜溜地离开东北，卫立煌接手这个烂摊子，为了收买人心，才让刘玉章在这个当口转正当了军长。
谁能料到，就是这个差点被陈诚踢出局的“刺儿头”，在最后关头比谁都跑得快。
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那是到了决胜负的时候。
当时牌面上的局势明摆着：锦州丢了，关门打狗的架势已经拉开。
国民党军队除了死路一条，没别的选择。
可偏偏在这个死局里，漏了个风口：营口。
早在10月18日，西柏坡那边就给“东总”发了急电，情报准得吓人：“敌人在天津弄了五万吨的船，看样子是打算11月从营口开溜”。
过了两天，电报又来了，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派一个纵队把营口卡住，“让蒋介石、卫立煌断了走营口的念想”。
照理说，只要把营口一堵，卫立煌插翅难飞。
“东总”起初也是这么安排的：让野司作战处长苏静，领着辽南独立2师再加上一个重炮连，火急火燎地南下去堵口子。
可到了10月22日下午，一个关键的决定让局面变了味儿。
那时候，廖耀湘手里捏着“西进兵团”十几万人马，正在黑山那一带晃悠。
东总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路子A：继续分兵去营口，防着敌人下海，但这可能会让围歼廖耀湘的人手不够。
路子B：把拳头攥紧了，先一口吞掉廖耀湘这块大肥肉，营口那边先放放。
东总心里盘算了一番：廖耀湘兵团那是东北国军的脊梁骨，把这根骨头打断了，东北的大局就定了。
于是，10月22日13点30分，急电发出：“辽南独2师没必要去营口了，赶紧掉头去新民以西，把敌人给我咬住”。
苏静带着队伍立马调头向北，确实在吃掉廖耀湘的战斗里立了大功。
但这笔账，唯独漏算了一个变数：第52军。
刘玉章这边的算盘，那是打得比谁都精。
第52军名义上是归廖耀湘管，属于“西进兵团”的一份子。
可刘玉章因为动身晚，部队还在新民附近转悠，跟廖耀湘的大部队拉开了一截距离。
10月21日，当刘玉章听说廖耀湘想往营口撤的时候，他脑子转得飞快：跟着大部队混，目标太大，肯定是个死。
他耍了个滑头，跑回沈阳去见卫立煌，拍着胸脯说要给大军打通去营口的道儿。
卫立煌也想着留条后路，二话不说就准了。
手里攥着这道“护身符”，刘玉章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10月23日天刚亮，第52军就撒丫子往西南方向狂奔。
这时候，原本该去堵枪眼的辽南独立2师刚掉头北上。
南满那一块儿兵力空得像张白纸，第52军几乎没费一枪一弹，10月24日黄昏就把空荡荡的营口给占了。
这一手“金蝉脱壳”，硬是抢出了一个巨大的时间差。
等到东总回过神来，黑山阻击战正打得热火朝天，根本腾不出手。
直到10月26日廖耀湘兵团彻底玩完，东总才缓过劲来，让九纵司令员詹才芳带着三个纵队南下猛追。
可这会儿，距离刘玉章占领营口，已经整整过去了48个小时。
最后的较量，是在跟老天爷抢时间。
九纵的先头部队杀到营口外围的时候，日历已经翻到了10月30日。
刘玉章趁着这几天，早把防御工事修好了，而且那股子凶劲儿全拿出来了。
10月31日，面对刚到还没站稳脚跟的九纵，刘玉章居然凑了五个团发起全线反扑，在主要阵地上连着冲了七次。
九纵的大家伙还在后面没运上来，只能被迫往后缩。
刘玉章为啥在这个节骨眼上拼命？
不是为了守住这块地，而是为了等潮水。
辽河的水道虽然通了，但这天是大退潮，大船根本靠不上岸。
刘玉章必须死扛到11月1日早上涨潮。
11月1日上午，水涨上来了。
刘玉章立马变了脸，扔下一个辎重团加强炮兵在太平山顶雷，主力部队开始疯了似的往船上挤。
骡马、物资统统炸掉，只要能把人带走就行。
这会儿的码头彻底乱套了。
九纵和杀回来的独立2师发起了总攻。
也就是在这一夜，发生了开头那一幕：“渤海号”炸了，“宣怀号”因为一根蜡烛烧成了火球。
但这仅仅是逃命代价的一小部分。
最后算下来的账单是这样的：
东野九纵和独立2师打死、打伤、俘虏（包括淹死、烧死、被误杀的）一共11000多人。
缴获汽车66辆，大炮88门。
刘玉章到底带走了多少人？
肯定不是杜聿明后来吹牛说的“15000人”。
实际上，也就第25师的大部分和军直属队的一部分上了船，第2师基本上算是交代了，只有第五、第六团的一千多个残兵后来抢了些木船才逃出来。
满打满算，也就一万出头。
这支号称“中央军嫡系”、“第六大主力”的队伍，逃到葫芦岛的时候，还得靠杜聿明把新六军剩下的暂62师划拨过来，才勉强把架子搭起来。
1948年11月2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的敌人被收拾干净，营口回到了人民手中。
回过头来看这场仗，双方都根据当时手里的牌，打出了“最优解”。
东总选的是“抓大放小”，宁可漏掉这一个军，也要保证把廖耀湘那十几万人吃干抹净。
从大局上看，这个决定哪怕有点遗憾，也是赢家——辽沈战役的大胜局是谁也翻不了的。
而刘玉章呢，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再加上那种“亡命徒”的赌性，在死局里硬是抠出了一条生路。
只不过这生路的代价太大了点。
一根蜡烛烧掉两个团，看着像是倒霉催的，说白了那是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军纪涣散、人心惶惶必然会出的乱子。
在那种惊涛骇浪里，不管你怎么算计，在大势已去的历史洪流面前，个人的那点挣扎，终究不过是一片树叶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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