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的腊月，西北的风刮得正紧。
大同总兵府的暖阁里，姜瓖干了一件挺讲究的事儿。
他双手托着一幅描金的地图，恭恭敬敬地递到了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的跟前。
掐指算算，这已经是九个月里，他第三回给新主子磕头了。
头一回跪的是崇祯皇帝，那时候他是替大明守大门的边将；第二回跪的是李自成，摇身一变成了大顺朝的开国功臣；这回膝盖一软，跪了多尔衮，又领了大清的马前卒腰牌。
姜瓖这人，脑瓜子那是相当灵光。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他把“良禽择木而栖”这套理论玩出了花。
只要膝盖骨够软，大同总兵府这把椅子，他就能稳稳当当地坐下去。
可偏偏就在离大同没几步路的宁武关，城墙砖缝里渗出来的血，却是另一个味儿。
那地方没兴举白旗，只兴死人。
怪就怪在，在这个汉家王朝最后的葬礼上，把血流干的那些硬骨头，好些个压根不是汉人，而是喝惯了马奶酒的蒙古汉子。
这事儿乍一琢磨，挺不对劲。
崇祯直到上吊那天也没琢磨明白。
说白了，这背后的弯弯绕并不深奥，无非是两本完全不一样的账簿。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九个月。
1644年正月初三，李自成的人马已经饮马黄河了。
那时候局势明摆着：大明这条破船不光漏水，连掌舵的人都快疯了。
对于姜瓖这种坐镇大同的老油条来说，摆在桌面上能选的路，其实就两条。
路子A：死磕。
但这笔买卖太亏。
朝廷拖欠工资是常事，手底下的弟兄连肚子都混不圆。
隔壁沿河十八卫所的明军，一听说李自成来了，千户带头撬开官仓，抢了粮食就去投诚。
为啥？
因为李自成开出的价码太诱人——“闯王来了不纳粮”，而且只要杀穿官军，就有白面馍馍吃。
路子B：止损，换个东家。
李自成的势头正猛，一百多万流民裹着草鞋踏雪东征，那股子饿狼般的凶狠劲儿，比孙传庭带的秦兵还要吓人。
潼关那一仗已经把底牌亮出来了，这帮流民是为了口吃的在玩命。
姜瓖毫不犹豫地选了B。
而且，他不光是换个旗号，他是把投诚当成了一门生意来做。
三月初一，宁武关那边还在拼命，姜瓖派出的信使就像泥鳅一样钻进了李自成的大营。
人家没空着手，带了整整三十车粮草。
更绝的是，他还附赠了一份大礼包——主动给闯军当带路党。
这是一种极度理性的“风险控制”。
姜瓖太懂乱世怎么活了：他爷爷当年在俺答汗帐前献过哈达，他爹给魏忠贤送过瘦马。
传到他这一辈，所谓的原则根本不值钱，重要的是站对了队，能捞到活命的红利。
当他把那份降表折得整整齐齐，预备好日后再给满清跪一次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执行一种极致的利己主义。
在他的逻辑里，忠诚这玩意儿随时能变现，只有活着才是硬道理。
可话又说回来，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会拨算盘。
就在姜瓖忙着写降表献媚的时候，宁武关的周遇吉正在干一件在旁人看来“蠢到家”的事儿。
周遇吉，这位从籍贯到血统都透着塞外风味的山西总兵，看着李自成送来的劝降信，二话没说，直接拿去垫了夜壶。
他手里的牌烂得没法看：代州守军断粮七天了，战马杀得只剩下三匹，盼星星盼月亮也盼不来援军。
这时候，姜瓖要是哪怕硬气一点点，大同宣府的兵马或许还能给他解个围。
周遇吉也曾伸长了脖子往两边看：“谁来拉兄弟一把？”
鬼影都没一个。
姜瓖的管家正忙着给李自成引路呢。
被逼到这份上，周遇吉做了一个违背“生存本能”的决定：死战到底。
他让人把总兵府的地砖撬开铸成铁砂，连自家夫人陪嫁的鎏金佛龛都扔进炉子里化成了铅弹。
这才是真正的毁家纾难。
最讽刺的一幕上演了：宁武关城头上那门杀红了眼的“大将军炮”，炮身上刻着“崇祯三年大同镇监造”。
那是姜瓖他爹当年督造的家伙事儿。
如今，这铁疙瘩还在喷火吐舌头，可造炮人的儿子，膝盖早就软在了敌人脚底下。
周遇吉为啥不降？
据说他脑子里闪过祖父的一句蒙语：“草原上的狼，认准了头狼，就得跟到死。”
这不光是一句让人热血上涌的口号，这背后是蒙古裔将领在明末那个特殊圈子里的“心理契约”。
对于像周遇吉、满桂、猛如虎这些蒙古族将领来说，大明朝廷虽然烂透了，但给了他们这些“夷丁”一个翻身的机会和往上爬的台阶。
在汉人儒家士大夫眼里，这可能就是份工资；但在这些边缘族群眼里，这是“国士待我”的恩情。
他们的脑回路很简单：吃了皇家的饭，就得把命卖给皇家。
这是一种近乎原始，但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契约精神。
城破那天，周遇吉的刘氏夫人，一身红衣站在房顶上，领着二十个娘子军在屋脊上搭弓射箭。
她们射出的响箭，惊飞了姜瓖送给李自成的那只海东青。
最后，箭射光了，火烧起来了，人也倒下了。
这笔账，在姜瓖看来那是赔得底裤都不剩，在周遇吉看来却是死得其所。
要是周遇吉只是个例，那还能说是这人脾气倔。
可要是翻开明末的阵亡名录，你会发现一个让人下巴掉地上的现象：
在那个汉家江山稀里哗啦倒塌的年代，蒙古族将领的阵亡率高得吓人。
瞅瞅这份名单：
满桂，宣府的蒙古族。
己巳之变那会儿，皇太极的兵马都怼到北京城墙根底下了。
满桂带着人马勤王，在永定门外被射成了刺猬，当场咽气。
猛如虎，塞外哈剌慎部的。
开封那一仗、南阳那一仗，他跟李自成死磕到底，最后人太少实在顶不住，殉国了。
虎大威，猛如虎的本家兄弟。
在汝州跟李自成的大军硬碰硬，带着弟兄们拼光了最后一点力气。
祁秉忠，朵颜卫的蒙古人。
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大明的武官，到了他这儿，在广宁偷袭后金军，身中好几箭重伤死的。
后来他儿子祁国屏接着干，李自成攻陷兰州的时候，抹脖子自杀了。
马允升，辽东蒙古族。
沈阳城破了，他带着兵在巷子里跟人家肉搏，最后自己点火把自己烧了。
他这一大家子在辽东抵抗战里几乎死绝了，被人叫作“辽东蒙古忠烈里的头一份”。
刘光祚，陕西延安的蒙古族。
他在临死前的血书里写了一句让人震耳欲聋的话：“臣本胡虏，世受明恩，今以死报。”
这句话，算是把那层窗户纸给捅破了。
“臣本胡虏”是认清自己的身份，“世受明恩”是认同这个价值，“今以死报”就是兑现那个承诺。
这帮人，有的祖上是朵颜三卫，有的是河套归附过来的部落，有的是所谓的“土达”。
在明朝的政治圈子里，他们根本挤不进核心层。
可恰恰是因为这种边缘感，让他们对“被认可”这事儿看得比命还重。
反过头看姜瓖他们，这帮人太“精”了。
他们看透了朝廷是个空架子，看透了皇帝刻薄寡恩，看透了局势没法挽回。
他们把所有的心眼子都用来算计怎么保住自家那点坛坛罐罐。
1644年的那场悲剧，说穿了就是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
大明朝廷花了几百年，养出了一套精致得不能再精致的官僚利己主义体系。
在这个圈子里，像姜瓖这种懂得看风向、两边讨好的人活得最滋润。
而那些像狼一样“认准头狼跟到死”的蒙古将领，或者是像卢象升、孙传庭那样一根筋的汉人忠臣，都被这个体系当作一次性筷子，早早地扔进了战场的绞肉机里。
当姜瓖在总兵府里背着手踱步，等着李自成来接管大同的时候，宁武关的周遇吉已经被射得像个刺猬。
最该守节气的人，忙着三跪九叩，练习膝盖怎么弯才好看。
最该趁火打劫的人，却守住了气节，把忠诚刻进了脊梁骨里。
这不光是崇祯一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时代的绝症。
当一个摊子里，最精明的人都在忙着找下家，而最忠诚的人却被孤零零地送去填命，这个摊子的倒计时，其实早就归零了。
紫禁城的那把龙椅上，崇祯到死可能都没琢磨明白：为啥平日里满嘴孔孟之道的汉将跪得比割韭菜还快，反倒是那些喝马奶长大的“外族”，直到流干最后一滴血，手里还死死攥着大明的战刀？
答案其实就在那句“臣本胡虏，世受明恩”里头。
那是关于忠诚最朴素的注解，也是给那个精明过头的时代，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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