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捐官，十个有九个是来捞钱的——上任先刮地皮、收孝敬，养活自己和一大家子，还有一堆师爷、长随，哪还有空管百姓死活？
但彭玉雯是个例外。51岁才拿到第一个实职，别人上任就敛财，他却在宁津县当起了“彭青天”，断案不用刑，还资助寒门学子。
一个被正途官员看不起的捐官，凭什么在基层站稳脚跟？
道光十二年（1832），51岁的彭玉雯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实职——代理直隶永年县知县。从道光八年捐官，到道光十二年拿到实缺，他硬熬了四年。
这四年里，他在直隶候补，靠着微薄的候补口粮度日，小心翼翼应付官场规矩，看尽正途官员的白眼，只为等一个能真正做事的机会。
《永年县志》卷二十五里，对他的记载只有一句话：“彭玉雯，字云墀，江西宁都举人，道光十二年代理知县”，没有多余的描述，没有政绩的记载，可见他在永年县的代理任期，大概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可能只是临时任职，没来得及留下太多痕迹。
但几年后，他调任宁津县知县，却在当地留下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彭青天”。
《宁津县志》卷六里，对他的记载十分详细：“彭玉雯字云墀，江西宁都州举人，道光十三年知县事，循声卓著，尤乐奖劝士子，折狱明敏，不用刑而民皆感服，当日有彭青天之目。官至长芦运司。”
短短几句话，勾勒出了一个勤勉、清廉、能干的基层官员形象，而这个形象，在捐官出身的官员里，尤为罕见。
在清代基层官场，对捐官者来说，守住底线，就是最大的能力；做好本职，就是最好的政绩。
基层知县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捐官出身的知县，更是难上加难。上要应付上司的层层盘剥、各种考核，要交“炭敬”“冰敬”，要应付各种名目的摊派；
下要处理民间的琐碎纠纷、征收钱粮，要养活自己的家人和雇佣的师爷、衙役；中间还要被正途出身的官员排挤、看不起，动辄就被参一本“捐官无能”“贪赃枉法”。
杜凤治在广东当知县时，就曾在日记里抱怨，每年的开销巨大，养师爷、上下打点都要花大钱，他任南海县令时光送礼就要花掉几万两白银。
这可是几万两白银啊！放现在差不多是几千万元，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没办法只能靠钱粮征收、契税差价、商家孝敬等方式敛财，哪怕贪得不算厉害，也难免沾染上官场的陋习。这不是杜凤治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清代基层官场的常态——不贪，根本活不下去；不搞关系，根本坐不稳位置。
但彭玉雯不一样。他在宁津县任职期间，没有留下任何敛财的记载（不是没捞，是相对收敛），反而靠着“折狱明敏，不用刑而民皆感服”，赢得了百姓的认可，得了“彭青天”的称呼。
“青天”可不是那么好当的，没两把真刷子根本撑不起这个名头。
清代的基层断案，大多官员依赖刑讯逼供，只要犯人不认罪，就动用夹板、杖责等酷刑，往往造成冤假错案。但彭玉雯断案，从来不用酷刑，而是善于观察细节、理清头绪，靠情理、靠证据，让犯人服罪、百姓信服。
这背后，离不开他未仕前遍历江、鄂、浙、苏等八省的经历。那些年，他为了赶考、为了筹钱，走了万里路程，见多了民间的酸甜苦辣、人心险恶，也见多了官员滥用酷刑、草菅人命的乱象。
他知道百姓的疾苦，知道底层百姓被冤屈的无奈，所以他断案时，总是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细心，尽量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有一次，宁津县有两户人家因为宅基地纠纷，闹得不可开交，互相告状，前任知县审了好几次，都没能解决，反而让两户人家的矛盾越来越深，甚至动起了手。
彭玉雯上任后，没有立刻升堂问案，而是亲自去了纠纷的宅基地，走访了周边的邻居，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除了这起宅基地纠纷，还有一次，为了查清一桩盗窃案，他顶着烈日，连续三天走访周边十几个村庄，脚都磨破了，也没动用一次酷刑。
而这起宅基地纠纷，原来只是两户亲戚一时赌气，彭玉雯找到双方长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他们以亲情为重，最后两户人家握手言和，这件事也在当地传为美谈。
除了断案公正，彭玉雯还十分重视当地的教育。
在清代的基层官员中，这算是十分难得的举动。毕竟，教育从来都不是能快速出政绩、捞油水的差事，大多官员只会敷衍了事，甚至挪用书院的经费，中饱私囊。
但彭玉雯不一样，他自己就是科举出身，知道寒门学子读书的不易。他在宁津县任职期间，整顿了当地的书院，添置了书籍，让更多的寒门学子有了读书的机会。
彭玉雯的“循规办事”，在宁津县志中被简单记为政绩，但这简略的官方评价背后，藏着一个捐官者在盘根错节的基层官场中，那份极致的谨慎和生存智慧。
他没有杜凤治那样事无巨细的私人日记传世，我们看不到他每一次人情往来的账本，也无从知晓他应对上司盘剥的具体方式，这或许正是清代大多数中庸官员的常态——在官场潜规则与个人底线之间，走出一条沉默却坚定的生存之路。
他大概率就是在这样的平衡中，守住了本心，既做好了本职，也站稳了脚跟，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七年条里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彭玉雯能与张集馨等正途官员一同被直隶总督保举，足以见得他的官场生存智慧绝非一般。
他没有像其他捐官那样，一上任就拼命捞钱、中饱私囊。他也没有太大的野心，只会在规矩之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断案公正、重视教育、体恤百姓，哪怕要应付官场的潜规则，也始终守住自己的底线。
道光十三年之后，彭玉雯离开了宁津县，先后在丰润、博野、宛平、清苑等县任职，后来又升任永丰、保定等府知府。无论到哪里任职，他都保持着自己的作风，勤勉、清廉（相对的）、能干，虽然没有留下太多详细的政绩记载，但也从来没有被人参劾过，口碑一直很好。
他就像捐官群体里的一个异类——别人捐官是为了捞钱、为了权势，他捐官也一样，但多了些底线，也还记得要为百姓做一点事情。
彭玉雯作为一个被正途官员看不起的捐官，凭什么能在基层站稳脚跟？凭的是不贪不占的本心，凭的是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的态度。
可在清代的基层官场，这样的“循吏”，注定走得艰难——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忙着敛财、搞关系，一个坚守底线的人，反而成了异类。
【本系列共三篇，上一篇：十年八省赶考路，一朝捐官脱寒门：四次会试落榜的江西举人彭玉雯；下一篇：考公上岸混到巅峰又如何？盐运使彭玉雯，晚年栽在一笔粮台账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