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晚上，洛阳城里的黄永安旅长收到一封加密电报。他看完之后，手抖得差点没拿住那张纸。
电报是从西安拍来的，落款是张学良。内容简单直接：马上动手，封锁洛阳机场，切断交通，接应南下的东北军。
黄永安把电报看了三遍。每看一遍，后背就多湿一层。他把电报往桌上一放，在屋里来回踱步，皮鞋踩在砖地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窗外是洛阳城的夜色，安静得很，可他心里头翻江倒海。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掂量掂量。
一边是张学良，他的老长官，他的恩人。从排长到连长，从连长到旅长，再从旅长到少将，这一路升迁，哪一步不是少帅提携的？就在不久之前，张学良去南京见蒋介石，还专门替他美言，让他从铨叙上校升到了实授少将。这恩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比亲爹还亲。
可另一边呢？电报里让他干的事，是要把天捅个窟窿。封锁机场，切断交通，配合行动——说穿了，这是要跟中央军对着干，是要把蒋介石的人一锅端了。黄永安在洛阳待了这么久，跟当地军政要人混得烂熟，他心里清楚得很，洛阳周边就蹲着中央军两个师，那可不是吃素的。他手底下就一个炮兵旅，真打起来，能撑多久？
他站在窗前，点了根烟。烟雾往上飘，他的心思也跟着飘。
想起当年跟着少帅打仗的日子，那会儿多痛快。少帅待他不薄，从来没亏待过他。可是现在这事，万一败了，别说他这颗脑袋，全家老小的脑袋都保不住。就算赢了，他一个当兵的，掺和到这种大事里头，事后能落什么好？
烟抽到一半，他掐灭了。
他新娶的姨太太姓李，是个明白人，看他这副模样，走过来问怎么了。黄永安把电报递给她，她看完，二话不说把电报往桌上一拍：“这还有什么好琢磨的？造反的事咱可不能干！”
就这一句话，把黄永安心里那点犹豫全给拍没了。
是啊，造反。这两个字听着就吓人。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他也知道，有些命令是不能听的。这电报要是照办了，他这辈子就再也回不了头了。可要是不办，少帅那边怎么交代？东北军的弟兄们怎么看他？
黄永安把电报往袖子里一塞，披上外套就往外走。
他去找的人叫祝绍周，洛阳警备司令，也是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校的校长。这几个月黄永安跟祝绍周走动得勤，俩人关系处得不错。祝绍周比他大几岁，办事老辣，在洛阳地面上说话好使。
“你这是……”祝绍周抬起头，盯着黄永安。
黄永安说：“我把电报给您送来了，您看着办吧。”
祝绍周没再多问，抓起电话就摇到了南京。那一夜，洛阳到南京的电话线热得烫手。何应钦那边接到消息，提前十几个小时就知道了西安出了大事。这十几个小时，后来证明是顶要紧的十几个小时。
黄永安从祝绍周那里出来，没回家，直接回了旅部。他把几个主要骨干叫来开会，话说得挺委婉：西安那边出了点事，少帅让咱们配合行动，这事咱们得掂量掂量，不能脑子一热就往前冲。
他话还没说完，手下有个叫赵云飞的军官蹭地站起来：“旅长，少帅有令，咱们就得执行！咱东北军的弟兄，怎么能不听少帅的？”
黄永安摆摆手，说天晚了，这事明天再议。散会后他悄悄安排人把赵云飞盯上，当天夜里就给逮了。接下来几天，他又用同样的办法，把几个态度强硬的军官都控制起来。
为了把态度表得更明白，黄永安又做了一件事：他把旅里的大炮和机枪，挑最好的，装车送到了洛阳分校。这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这边的家伙事儿，你们尽管拿去用，我绝不碍事。
洛阳这边一松口，中央军的动作就快了。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坐着火车，大摇大摆地从洛阳开过去，直奔潼关。沿途的东北军守军，有的被打散，有的干脆投降。等西安那边反应过来，局面已经没法收拾了。
后来有人问黄永安，你当时怎么想的？他也没多说，就是叹了口气。
那年头，谁都不容易。跟着少帅打天下是真，可上有老下有小也是真。有些选择，看起来是选一边站，其实是没得选。
张学良在西安等消息，左等右等等不来。他等来的，是中央军的枪炮声越来越近。后来他被软禁了大半辈子，据说再也没提过黄永安这个名字。提不提的，心里头那道坎，怕是过不去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决定的，而是一个人在一个晚上，站在窗前抽了一根烟，然后做了一个选择。
黄永安后来怎么样了呢？他继续当他的旅长，后来又当了军长，去了台湾。听说他活得挺长，活到九十多岁。不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会不会想起一九三六年那个冬天的晚上，想起那封改变了他命运的密电，想起他在窗前掐灭的那根烟。
有些事情，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西安事变 小人物大历史 #那一夜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