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经开区的夜，是被大货车的货物声音惊扰了。但在经开区“江湖烧烤”的店里，时间变得粘稠而温热。
炭火在铁炉里暗红地呼吸，烤串上的羊油滴下去，“滋”的一声，腾起一阵带孜然味的白烟。
围坐在方桌旁的，是四个浏阳伢子。
欧阳，39岁，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建材店。平时为了几分钱的瓷砖差价，能跟厂家磨破嘴皮子。
彪子，38岁，一家大厂的车间主管。手底下管着两百号人，喉咙里常年卡着一句骂人的话，是出了名的“黑脸包公”。
阿辉，37岁，建筑公司的老板。也就是俗称的“包工头”，每天睁眼就是工人工资和材料款，头发白了一半。
大杨，36岁。这桌学历最高的“海归”，也是这桌目前最落魄的。创业失败，赔光了积蓄，刚灰溜溜地回了浏阳。
身份证上的数字冷冰冰地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年局”。
但奇怪的是，今晚这里没有老板，没有主管，没有失意者。
只有四个喝着“酱香白酒”、笑得像没心没肺的高中生的浏阳伢子。
欧阳把勒了一天的皮带松了一扣，盯着手里的酒杯，突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动作一顿的话：
“你们觉不觉得，只要回到浏阳，只要回了家，我们就还是二十岁的样子？”
卸下面具：我们在父母前，永远有“幼稚权”
没人接话，但彪子率先笑了。
这一笑，眼角的鱼尾纹挤在了一起，那个在车间里骂人的凶狠劲全没了，透着一股子憨气。
这就是我们这代浏阳人的“双面人生”。
在外人面前，欧阳是精明的生意人；彪子是威严的主管；阿辉是扛事的硬汉。
我们披着铠甲，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经开区冲锋陷阵，为了碎银几两，为了家人的体面。
但只要一回到父母身边，这层铠甲就自动脱落了。
阿辉剥了一颗花生米，声音低沉：“上个月工程款没结回来，我急得嘴角起泡。回了一趟关口老家，我妈一看我嘴巴，二话没说，去厨房给我熬了一碗金银花水。”
“我都37岁了，手里过着几百万的流水。但在我妈眼里，我还是那个上火了只会哭、需要她哄着喝药的细伢子。”
阿辉喝完了那碗水，在堂屋的沙发椅上睡着了。他说，那是他这半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这种“幼稚权”，是父母给的特权。
因为有他们在，我们不需要时刻紧绷着神经做“大人”。在那个充满了油烟味和洗衣粉味道的老家里，我们可以短暂地卸下所有的社会身份，只做回那个被宠爱的孩子。
大杨的故事：家，是兜底的网
一直低头的大杨，举起了杯子。
“我是最没脸回来的。”大杨苦笑了一下，“在国外读了书，在上海创了业，最后赔了个底掉。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进家门，怕邻居笑话。”
大杨回家的那天，是深夜。
他以为父母睡了，想悄悄溜进房间。结果门一开，堂屋的灯亮着。
父亲披着棉袄坐在那，桌上扣着个菜罩子。
父亲没问赔了多少钱，也没问以后怎么办。
只是揭开菜罩子，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用自家茶油炒的蛋炒饭，说了一句地道的浏阳话：
“回来哒？恰饭吧。”
那一刻，大杨在这个36岁的深夜，哭得像个傻子。
这就是浏阳的温度。
它不问成败，不看功利。父母就像一张温柔的大网，无论你在外面摔得有多重，跌得有多惨，只要你肯回来，他们就能稳稳地接住你。
他们用一碗蛋炒饭告诉大杨：只要爸妈在，你就永远有退路，永远有重头再来的资本。
那堵墙：隔开了风雨，也撑起了明天
酒过三巡，话题从感伤变成了力量。
欧阳放下酒杯，认真地说：“好像书上写了，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一堵墙。以前我觉得这话悲凉，现在我觉得，这话全是力量。”
为什么我们敢在快四十岁的年纪，依然保持着一份“少年感”？
为什么彪子还能笑得那么天真？为什么大杨还能鼓起勇气重新找项目？
因为这堵墙还在。
这堵墙替我们挡住了对衰老的恐惧，挡住了对虚无的焦虑。
他们在老家种菜、熏腊肉、带孙子。他们用日益佝偻的背影，为我们撑起了一个稳固的后方。
正是因为有这个后方在，我们这群中年人才敢在前面的战场上，放手一搏。
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
结语：敬那盏永远亮着的灯
凌晨一点，江湖烧烤的炭火渐渐暗了。
四个男人走出店门。经开区的马路上，寒风刺骨，但大家的心里却是热的。
彪子紧了紧大衣，吼了一嗓子：“走了！明天还要搞生产！”
阿辉拍了拍大杨的肩膀：“没事，在浏阳，只要勤快，饿不死人。”
欧阳拿出手机，给家里发了个微信，虽然知道父母早就睡了，但他还是习惯报个平安。
我们看着彼此，眼神里不再有刚开始的疲惫，而是多了一份笃定。
我们这群快四十岁的浏阳伢子，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赖着不长大。
我们只是在父母的爱里，充好了电，加满了油。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欧阳依然是精明的老板，彪子依然是威严的主管，阿辉依然是硬汉，大杨也会重新开始他的征程。
但在那之前，在这个深夜，请允许我们向那个叫做“家”的方向，深深地敬一杯酒。
谢谢你们，让我们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依然有资格做个少年。
只要墙还在，灯还亮，我们就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敢于去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