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天，太行山深处一声闷响，炮弹准确落在700米外。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门用铁轨敲出来的土炮，射程居然比日本原版还远200米。
消息传到日军那边，对方的反应是:八路军搞到了留洋专家。他们猜对了一半，这背后确实有个留过洋的人，但这人走过的路，远比"专家"两个字复杂。
他叫刘鼎，四川南溪人，西安事变的幕后英雄，太行兵工的灵魂人物。
1903年冬天，刘鼎出生在四川南溪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最爱玩的就是拆闹钟，锯子、刨子、凿子摆了一桌，反复拆装，乐此不疲。这个爱摆弄机械的孩子，谁也没想到，日后会成为中国兵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26年，刘鼎又转到了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他系统学习了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技术——这些硬功夫，日后全派上了用场。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埋头学技术的年轻人，回国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搞工程，而是搞情报。
1929年底，刘鼎回到上海。周恩来直接把他安排进了中央特科情报科，任副科长，协助陈赓开展工作。这个转折来得突然——学机电的去搞情报，听着不靠谱，但刘鼎偏偏干得风生水起。
但纸包不住火。1931年10月10日清晨，刘鼎在上海外滩公园接头时被捕，转押到南京陆军监狱。这次不是误会，是真暴露了。妻子吴先清想尽办法，托人找关系，甚至说动国民党将领周至柔。周至柔见了吴先清，哈哈大笑:"绿客婆来了！今天要么我把你也关起来，要么把刘鼎放出去。"最终，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等人作保获释。
出狱后，刘鼎没回上海，直接去了闽浙赣苏区。方志敏把他留下，让他当洋源兵工厂政委:"你见过炮，你来领着造。"当时红军连一门小炮都没有，方志敏急得不行。
刘鼎就用一台手摇车床，硬是造出了红军的第一批自制迫击炮——3门35毫米口径的小炮，配上铸铁炮弹。方志敏看完都感叹:他们用这么点破机器，居然造出了小钢炮，简直不可思议。
这批炮虽然简陋，但意义重大——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次拥有自己制造的火炮。刘鼎用实际行动证明，理工男搞情报能行，搞军工更行。
1935年底，上海。张学良托人到处找共产党，想谈合作抗日的事。消息传到宋庆龄耳朵里，她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刘鼎——这人懂技术、搞过情报、蹲过监狱，最重要的是，他能说服人。
1936年3月20日，刘鼎揣着宋庆龄的亲笔信，坐火车到了西安。同行的还有两位国际友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生马海德。第二天，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亲自迎接。
见面第一句话，张学良就开门见山:"共产党为何骂我是不抵抗将军？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打得我们那么惨，你们为什么还骂我勾结日本？在陕北，红军把东北军打成那样，这是为什么？"
三个问题，全是硬茬。刘鼎没躲，一条一条解释清楚——不抵抗是蒋介石的命令，不是你张学良的本意；中东路事件是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代表现在；陕北打仗是因为你在"剿共"，现在局势变了，我们可以合作抗日。
这一聊，就是十多天。张学良越听越服气，最后直接把刘鼎留在身边，公开身份是秘书，实际上是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
刘鼎在西安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建立秘密交通站。他在七贤庄一号租了个房子，挂牌子开牙科诊所，找来德国牙医温奇做掩护。这个诊所成了中共在西安的秘密联络点，药品、军火、情报，全从这儿走。刘鼎还说动张学良来看牙，这下诊所更安全了——连张学良的私人牙医都在这儿，谁敢查？
第二件，安排周恩来和张学良见面。1936年4月9日晚上，周恩来在延安一座教堂里，跟张学良秘密会晤。这次会谈，彻底打消了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疑虑。谈完后，张学良表态:"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一定能把他(蒋介石)拉到抗日战线上来。"
第三件，密报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1日半夜，西安全城停电。张学良把捉蒋行动部署完，才通知刘鼎:"我和杨将军决定了，明天拂晓动手，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你立刻给延安发电报。"
刘鼎这才意识到，张学良酝酿了半年的"大计划"，就是这个。他赶紧跑到南门电力行买干电池——停电了，只能用电池发报。凌晨2点多，报务员彭绍昆接通延安电台，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第一个消息。
12月12日拂晓，蒋介石在华清池被活捉。消息传到西安，指挥部里一片欢腾。刘鼎立刻向党中央发第二封电报:张杨已活捉蒋介石，八大主张已公布，请速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三天后，毛泽东回电: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12月17日，刘鼎驾驶专机飞到延安。前一天飞了一趟，没接到人——周恩来一行走到延安城北，被民团阻击，没赶上。17日再飞，这次顺利，把周恩来、罗瑞卿、李克农等9人接上飞机。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几乎天天通宵。他既是中共代表团成员，又要负责安全保卫，还得每天给延安发电报汇报情况。李克农后来说:刘鼎成了代表团的大管家。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反被扣押。东北军内部炸了锅，少壮派枪杀了主和派的王以哲将军，史称"二二事件"。刘鼎陪周恩来冒险去王以哲家吊唁，稳住了局面，然后连夜把肇事者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到三原红军驻地，避免了东北军的全面内讧。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1940年8月到12月，百团大战打得惨烈。八路军最头疼的，不是日军的重机枪，不是掷弹筒——这玩意儿专打100到500米这段距离，手榴弹扔不到，迫击炮又嫌近，正好卡在八路军冲锋的路上。
关家垴那一仗，彭德怀亲自上了阵地，眼看着战士被掷弹筒一发发炸倒。打完这一仗，他在军工部生产会上只说了一句话:"敌人有的东西，我们也得有。"
这个任务，直接压到了刘鼎头上。
1940年5月，朱德亲自提名，刘鼎调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彭德怀、左权、杨立三三个人一起送他上任，一路上反复交代："要克敌制胜，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武器的事，全靠你了。"
刘鼎先干了一件事:造制式步枪。当时各个兵工厂造的枪五花八门，捷克式、三八式、汉阳造、无名式，零件都不通用。刘鼎提出设计一种新枪: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适合山地游击战。
1940年8月1日，第一支新枪造出来，彭德怀定名"八一式"步马枪。这枪有个绝活——刺刀弹出特别快，往往日军还没把"三八大盖"的刺刀安上，八路军的刺刀就已经刺过来了。关家垴战斗，陈赓的386旅拿着这批新枪，把日军打得够呛。
但掷弹筒的问题更棘手。
1940年秋天，彭德怀再次召开军工部会议，直接下令:"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
刘鼎接到任务时，手上几乎什么都没有。没图纸，日军的技术资料根本搞不到。缴获的实物样品还在从前线往后方送的路上，一时半会到不了。
刘鼎等不了。他凭着在苏联学过的兵器原理，自己动手画了第一张掷弹筒示意图，交给郭栋才、唐成仪、石崇江几个技术员先做样品。等百团大战缴获的日制掷弹筒终于送到太行，再拿实物对照调整。
但真正的麻烦，是两道绕不过去的坎。
第一道坎:没有钢。
造炮筒得用好钢，柳沟铁厂炼出来的是白口生铁。这种铁又硬又脆，拿来做锅都勉强，做炮筒？一炮下去自己先炸了。
刘鼎的办法是拆日本人的铁路。
八路军和民兵夜间破袭，从敌占区把铁轨拆回来。一根铁轨扛回山里，在高温炉子里反复锻打，从细长的铁轨脊上截下一段，墩成400毫米长的实心圆柱，再在简陋的机床上一点一点打眼、掏空，变成炮筒的毛坯。
一门炮筒要消耗一米多长的铁轨，50多公斤重。这活纯靠人力，没有动力锤，全是工人拉着自己改装的吊锤一下一下砸出来的。
第二道坎更棘手:没法刻膛线。
日制掷弹筒内壁有膛线，弹体上裹着紫铜弹带，发射时膛线和铜带咬合旋转，保证炮弹飞行稳定。可太行山上既没有加工膛线的精密设备，也搞不到紫铜。
换成一般人，可能就卡在这儿了。没有膛线就没有精度，没有精度这炮等于废铁。
刘鼎的选择非常果断:不要膛线了。
他把炮筒改成滑膛结构，弹体改成类似迫击炮弹的短小尾翅设计，靠尾翅稳定飞行。为了弥补滑膛带来的精度和射程损失，他做了一个关键改动——把炮管从日制的280毫米加长到400毫米，筒壁同步加厚。管子长了，火药气体推动弹体的行程就长，初速更高，射程自然就上去了。
弹体的问题交给了留德归来的冶金工程师陆达。陆达和工人孙兆熙一起，把国外铸铁韧化处理的工艺和太行山当地民间的烟火技术做了嫁接，反复试验后，搞出了一种火焰反射加热炉。
用这个炉子把白口生铁闷火处理，出来的铸件有了韧性，能上车床切削加工了。
整个过程说白了就是三步:拆铁轨当钢用，烧土铁当弹壳，砍掉膛线换思路。
但这三步，每一步都有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一次试验，射手魏振样把正打算试炮的刘鼎推到身后，自己走上前去操作。不料，这次试验发生了炸膛事故，魏师傅的右臂当场被炸断。
就这样，经过无数次失败，1941年4月，第一批掷弹筒试制成功。
试射那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一声闷响过后，炮弹准确落在预定位置——700米外！
比日军的500米射程，足足多了200米。
从1941年开始，水窑一所、高峪三所同时开工，掷弹筒开始批量生产。主力部队一个战斗班配一门，前线部队用上之后反馈:比缴获的日本货还顺手。
消息传到日军那边，对方的反应是:八路军搞到了留洋专家。
他们猜对了一半。这背后确实有个留过洋的人，但这人走过的路，远比"专家"两个字复杂。
从1940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太行军工部共生产了2500余具掷弹筒、20多万发炮弹。此外还造枪9758支，修枪近万支，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
彭德怀说:刘鼎在军工部的四年，是太行兵工的鼎盛时期。
1949年10月19日，周恩来任命刘鼎为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械、船舶、汽车和电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兵工会议，立即变成战备动员会议。刘鼎组织全国兵工厂紧急动员，不分白天黑夜加紧生产。
前线急需反坦克武器，刘鼎立即组织研制生产了57无座力炮、90火箭筒，以及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地雷。这些新型武器运到前线，深受志愿军指战员欢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鼎领导的10万军工战士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1年4月，刘鼎兼任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委员和兵工总局局长。1952年，他主持确定了中国第一批18种陆军制式武器型谱，其中仿苏武器15种，自行设计3种。
但好景不长。
1953年，刘鼎受到错误处分，被内定"不得重用"。具体原因，至今说法不一，但跟康生等人的逼迫脱不开关系。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恢复刘鼎的名誉。1983年和1986年，中央做出了两次恢复刘鼎荣誉的决定。
1986年，刘鼎病重住院。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关于复查刘鼎同志一九五三年所受处分问题座谈会"，一致认为1953年给刘鼎的处分是个错案，应予撤销。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签发了撤销处分的决定，并派人到病床前宣布。
1986年7月25日，刘鼎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习仲勋题词:兵工泰斗，统战功臣。
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刘鼎自己说过，他这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西安事变，二是组织军工建设。
从德国、苏联绕了一大圈，到上海搞情报，到西安促成张杨合作，到太行山造掷弹筒——这个四川南溪的理工男，用自己的方式，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门用铁轨打出来的土炮，射程700米，比日本原版远了200米。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一种精神的胜利:穷不是问题，关键是穷的时候敢不敢把原来的路子全扔掉，用自己手里有的东西重新走一条。
刘鼎干的这件事，本质上不是"仿制"，而是"重构"。他看明白了掷弹筒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在近战距离上补上手榴弹和迫击炮之间那段火力空白。
至于用膛线还是滑膛、用好钢还是铁轨、用铜带还是尾翅，那都是手段，不是目的。
把目的想透了，手段怎么变都行。
这大概也是太行军工留给后人最实在的一句话。